左旋
，腠理开泄，少阴不藏，房室劳伤，辛苦之人阳气泄于外，肾水亏于内。当春之月，时强木长，无以滋生化之源，故为温病耳。夫春伤于风，夏伤于暑，冬伤于寒，辞理皆顺，时字伤令字也。独秋伤于湿，说作令字伤时字，读者不可疑也。此四说皆母所亢而害其所承之子也。若说秋字伤湿字，其文与上三句相通，其理与法不得相通矣。大抵理与法通，不必拘于文也。或谓春伤于风是人为风所伤，非也。若是，则止当头痛、恶风、自汗，何以言夏为飧泄哉？
今言春伤于风，即是时伤令也明矣。愚按∶此四伤诸家注释皆不得经旨者，盖由推求太过故也。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此之谓欤？但在轻轻平易说去，则经旨自明，而无穿凿之患矣。何以言之？夫风暑湿寒者，天地之四气也。其伤于人，岂能于未发之前须知其客于何经络、何脏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发病，然后可以诊候，始知其客于某经络、某脏腑、某部分，成某病耳。注释者苟悟因病始知其原之理，则于此四伤，不劳余力自迎刃而解矣。
夫洞泄也、疟也、咳与痿厥也、温病也，皆是因其发动之时，形诊昭着，乃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为伤风、伤暑、伤湿、伤寒耳，非是初受伤之时能预定其今日必为此病也。且夫伤于四气，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有久而后发病者，有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何哉？盖由邪气之传变聚散不常，及正气之虚实不等故也。且以伤风言之，其当时而发，则为恶风、发热、头痛、自汗、咳嗽、喘促等病；其过时与久而发，则为疠风、热中、寒中、偏枯、五脏之风等病。
是则洞泄、飧泄者，乃过时而发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飧泄之病生，以形诊推之，则知其为春伤风，藏蓄不散而致此也。苟洞泄、飧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伤风于前，将发病于后耶？假如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人亦能知乎？世有太素脉法，虽或预知死亡之期，然亦是因诊之昭着而始能知耳。夏伤暑为疟，冬伤寒为温病，意亦类此。但秋伤湿上逆为咳嗽，为痿厥，其因病知原，则与三者同；其令行于时，则与三者异。夫春之风、夏之暑、冬之寒，皆是本时之令也。
湿乃长夏之令，何于秋言之？盖春夏冬每一时各有三月，故其令亦各就其本时而行也，若长夏则寄旺于六月之一月耳。秋虽亦有三月，然长夏之湿令每侵过于秋而行，故曰秋伤于湿。请陈四气所伤所病之义。夫风者，春之令也。春感之，偶不即病而至夏，邪既不散，则必为疾。其所以为洞泄者，风盖天地浩荡之气，飞扬鼓舞，神速不恒。人身有此，肠胃之职岂能从容传化泌别而得其常乎？故水谷不及分别而并趋下以泄出也。其为飧泄亦类此义。暑者，夏之令也。
夏感之，偶不即发而至秋，又伤于风与寒，故为疟也。寒者，冬之令也。冬感之，偶不即发而至春，其身中之阳，虽始为寒邪所郁，不得顺其渐升之性，然亦必欲应时而出，故发为温病也。若夫秋伤湿，其令行于时之义，上文已论之矣。前篇所谓上逆而咳，发为痿厥，不言过时，似是当时即发者，但既与风暑寒三者并言，则此岂得独为即发者乎？然经无明文，终亦不敢比同后篇，便断然以为冬发病也。虽然，湿本长夏之令，侵过于秋耳。纵使即发，亦近于过时而发者矣。
此当只以秋发病为论。湿从下受，故干肺为咳，谓之上逆。夫肺为诸气之主，今既有病，则气不外运，又湿滞经络，故四肢痿弱无力，而或厥冷也。后篇所谓冬生咳嗽，既言过时，则与前篇之义颇不同矣。夫湿气久客不散，至冬而寒气大行，肺恶寒而或受伤，故湿气得以乘虚上侵于肺，发为咳嗽也。观者以此意求之，经旨其或着乎？或者见《素问》于病温、疟等，间以必言之，遂视为一定不易之辞，而曰∶此必然之道。嗟乎！果可必耶？果不可必耶？《素问》之或言必，或不言必者，盖不可胶为一定故也。
经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论，而却不可以为一定不易者。如曰热厥因醉饱入房而得，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新沐中风则为首风。如此之类，岂一一皆然哉？读者当活法，勿拘执也。夫王启玄之注，虽未免泥于必字及未得经旨，然却不至太远也。若成无己之说，则似太远矣，然犹未至于甚也。至王海藏立论，则推求过极，欲异于人，殊不知反穿凿缀缉，乖悖经旨，有不可胜言者。此先儒所谓如大军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矣。姑摭成无己、王海藏之说，辨其甚者一二。
夫无已谓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痢。窃谓则当二字，决然之辞也。春伤风，遇夏之阳气外盛，而不能外发，故攻内为飧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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