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之轻而且浅，从可识矣。盖以卫即表也，营即里也，胸中之阳气，散行于分肉之间。今以邪气痹之，则外卫之阳，反郁伏于内守之阴。而血之痹者，愈瘀结而不散，遇卫气行阳二十五度而病发。其邪之入营者，既无外出之势，而营之素痹者，亦不出而与阳争。所以多寒少热，或但有寒无热也。小柴胡汤，本阴阳两停之方，可随疟邪之进退以为进退者，加桂枝、干姜，则进而从阳，痹着之邪，可以开矣。更加牡蛎以软其坚垒，则阴阳豁然贯通，而大汗解矣，所以服一剂如神也。
其加芩、连以退而从阴，即可类推。病疟以月一日发，当十五日愈。设不瘥，当月尽解，如其不瘥，当云何？师曰∶此结为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鳖甲煎丸。此见疟邪不能久据少阳，即或少阳经气衰弱，不能送邪外出，而天气半月一更，天气更，则人身之气亦更，疟邪自无可容矣。不则天人之气再更，其疟邪纵盛，亦强弩之末，不能复振矣。设仍不解，以为元气未生耶，而月已生魄矣。元气何以不生？以为邪气不尽耶，而月已由满而空矣。邪气何以不尽？
此必少阳所主之胁肋，外邪盘踞其间，根据山傍险，结为窠巢。州县当一指可扑之时，曾不加意，渐至滋蔓难图，兴言及此，不觉涕泗交流，乃知仲景急治之法，真经世宰物之大法也。再按∶谭医者当以《灵》、《素》为经，《金匮》为纬，读《灵》、《素》而不了了者，求之《金匮》，矩森森，但旨深词约，味如嚼蜡，不若《内经》之刍豢悦口，所以古今注《内经》者，不下百家；而注《金匮》者卒罕其人。即间有之，其胸中浑是疑团，择显明之句，发挥一二，随竟其说，观者曾何赖焉？
历代名贤，屈指不过数人，咸以仲景之学为绝学，存而不论，论而不议，其所以卓冠亿兆人千百年者，各从《内经》分头证入。如疟病一门，《巢氏病源》妄分五脏，后人谓其发明《内经》，深信不疑。而不知疟邪不从藏发，《内经》所无之理，巢氏臆言之耳，陈无择三因之说韪矣。乃谓夏伤于暑，秋为疟者，不可专以此论，何其甘悖圣言耶？至论内因，剿袭巢氏心肝脾肺肾五疟立言，仍是巴人下里之音矣！张子和治疟，喜用汗吐下三法，自夸本于长沙。
讵知仲景所为汗下者，但从少阳之和法而进退其间，不从伤寒之汗下起见也。其可吐者，或用瓜蒂，或用常山苗，各有深义，亦岂漫然而吐之耶。且子和谓治平之时，其民夷静，虽用砒石、辰砂有毒之药，以热治热，亦能取效。是何言欤？至东垣、丹溪，确遵《内经》夏伤于暑，秋必疟之论，多所发明。而谓吴楚闽广之人，患疟至多。阳气素盛之处，其地卑湿，长夏之时，人多患疟、霍乱、泻痢，伤湿热也，此语诚为聪明绝世矣。然于《内经》之旨，尚隔一层。
《内经》运气，暑与湿同推，不分彼此，曾何分南北乎？《内经》本谓夏伤于暑，长夏伤于湿，秋必疟，脱落五字，遂谓秋伤于湿，冬生咳嗽。而伤燥一气，古今绝无一人起而扬言，此等大纲不正，亦何贵于识人之贤哉！且丹溪所论十二经皆能为病，固即刺疟篇之旨。曷不遵《金匮》推足少阳一经为主，坐令多岐亡羊耶！方书俱以温疟为伤寒坏病，与风疟大同，此言出于何典？至于牡疟，总无其名，统括于寒疟之内，误指寒疟为藏寒之极，故无热有寒，用姜、桂、附子温之。
又有更其名为牡疟者云∶久受寒湿，阴盛阳虚，不能制阴。所以寒多不热，凄怆振振，亦行温热之法，真是杀人不转睫矣。又谓暑疟即瘅疟，呕者用缩脾等药，从无有救少阳木火之邪如救焚者，适燕而南其指，抑何生民之不幸耶！
【律三条】
凡治疟，不求邪之所在，辄行大汗大下，伤人正气者，医之罪也。疟邪在于半表半里，故有寒有热，若大汗以伤其表，大下以伤其里，是药反增疟矣。倘疟邪伏而未尽，药过再发，更将何法以处之？凡用吐法，妄施恶劣之药，并各种丸药，伤人脏腑者，医之罪也。吐法，止可用清芬之气，透入经络，引出疟邪。如酒浸常山，不用火煎之类。其胆矾、信石等丸，吞入腹中，粘着不行，搅乱肠胃脏腑，究竟无益，戒之！戒之！凡用截疟之法，不俟疟势稍衰，辄求速止者，医之罪也。
截者，堵截也。兵精饷足，寇至方可堵截。若兵微城孤，不可截也。在壮盛之体，三四发后，疟势少减，可以截之。其虚弱之人，始终不可截也。误截因致腹胀者，每多坏事。即服药亦有避忌，疟将来可服药阻其来，将退可服药追其去。若疟势正盛，服药与之混战，徒自苦耳。但疟之来去既远，药不相及，五不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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