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不藏精，则少阴先病，故邪伤者，少阴也。春属木，则自内发出，无论兼太阳、阳明，总无不由少阳。何也？彼少阳行春令也。然既从少阴矣，何仲景专云太阳病？盖太阳与少阴相表里，故以发热为太阳也。因不恶寒，明无表证，则其热自内出，无外邪郁之也。然则仲景复言太少合病者，见发热不恶寒，或兼有耳聋胁满证也；言三阳合病者，以脉大属阳明，而多眠则热聚于胆也。不言法者，总以黄芩汤为主治也。乃嘉言复谓有发表三、五次，而外证不除；
攻里三、五次，而里证不除；以为在表也，又似在里；以为在里也，又似在表。此与温疫证感天地人湿气、热气、尸气，邪入口鼻，混淆三焦者相近；与春温全不相涉也。愚故及之，以破后学之惑。○门人复问曰∶春温亦间有一、二表证乎？曰∶有之。伏气之病，虽感于冬，然安保风之伤人，不在伏气将发未发之时乎？但兼外感者，必先头痛、恶寒而后热不已，此新邪引出旧邪来也；或往来寒热，头痛而呕，稍愈后浑身壮热为病者，此正气又虚，伏发更重也。
总之，无外证者，以黄芩汤为主治；兼外感者，必加柴胡，或以本经药轻解，必无发汗之理。故仲景云∶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谓误用辛热之药，既辛散以劫其阴，复增热以助其阳，遂使热更炽，脉俱浮。有如此之危证，以及误下、误火，严加戒谕者，舍黄芩汤，别无治法也。（周禹载）温病，热自内出，发热而渴，不恶寒；风温，内外热交加之，自汗、身重、多眠诸证。此有轻重、死生之分，医者当以有汗、无汗为辨别之大要，亦即以可汗、不可汗为救治之大权。
晋、唐以还，名贤辈出，纷纷议论，似犹未识温病与风温为何病，汪机谓春温之证有三，吴绶谓风温为伤寒坏证，云岐子谓汗下不愈而过经者为温病。此皆叔和更感异气，变为他病，当根据坏病而治之之语，为作俑也。夫误治不愈之病，为坏病也。温病、风温，当春令而发，岂是坏病？若必待过经不愈，始辨其为温病，则病温者万无一生矣。且《内经》所谓温病，即为热病。以身热言，则谓之热；以时令言，则谓之温。故曰∶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
后夏至日为病暑。王叔和不曰风温重于温病，而曰暑病热重于温。又曰∶五、六月为寒所折，热病则重。恐暑月所发之热，未必重于春时所发之热；而暑月所冒之寒，更未必重于春时所发之热也。朱奉议曰∶夏至以前，发热恶寒，头痛体痛，脉浮紧者，温病也，则是误以夏至前伤寒为温病矣。李东垣曰∶冬伤于寒，冬行春令也。不寒而温，火胜水亏也。寒水之令，复行于春，时强木长，故为温病。则是误以冬伤于温，至春复寒为温病矣。奉议又谓∶风温治在少阴、厥阴，不可发汗。
此语洵足翼《经》而制风温六方，陶节庵宗之。然惟栝蒌根汤允当耳。其余葳蕤、知母诸汤，用葳蕤、知母、石膏、白薇善矣，不知何故用麻黄、羌活发汗药？又不知何故合用白芷、升麻阳明药？又不知何故杂用木香、南星辛燥药？岂其欲以风温与温病、温疫、冬温数者同治欤？若防己汤之用防己、白术，无乃误以风温为湿温欤？王海藏谓∶葳蕤汤有麻黄，不可用，宜用白术汤。然则白术汤果可治风温欤？刘河间以寒药治热病，为得《内经》饮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处，身寒而止之义，而于温病、风温漫无分别。
且欲以三十方尽伤寒之变证，以一下尽治热之大法，则亦未免粗疏也。庞安常和解，因时于夏至前后，一以和解为主，颇得治在少阳、厥阴之旨。盖亦有见于风温之难治，而迁延以需变也；而顷刻危亡者，则有所不救矣。然则风温遂不可治乎？曰∶贵辨之早耳！治不可逆，逆则坏，坏则不救矣。《刺热论》曰∶病虽未发，见赤者，刺之，名曰治未病。又曰∶热甚，为五十九刺。仲师之青龙、白虎，神矣！得此意而推之，可以应用于不穷。盖治温病，宜于发散中重加清凉；
治风温，不可于清凉中重加发散也。（程扶生）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者，重在冬不藏精也。盖烦劳多欲之人，阴精久耗，入春则里气大泄，木火内燃，燔燎之势直从里发。始见必壮热烦冤，口干舌燥，主治以存津液为第一。黄芩汤坚阴却邪，即此义也。再者，在内之温邪欲发，在外之新邪又加，葱豉汤最为快捷方式。至于因循贻误，或因气燥津枯，或致阴伤液涸，挽救诸法，如人参白虎汤、黄连阿胶汤、玉女煎、复脉法；余则治痉厥以甘药缓肝，昏闭用幽芳开窍，热痰之投温胆，蓄血而论通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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