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有相火寄其中，故《内经》名为将军之官，其性至刚也。为其性刚，当有
病时恒侮其所胜，以致脾胃受病，至有胀满、疼痛、泄泻种种诸证。因此方书有平肝之
说，谓平肝即所以扶脾。若遇肝气横恣者，或可暂用而不可长用。因肝应春令，为气化发生之始，过平
则人身之气化必有所伤损也。有谓肝于五行属木，木性原善条达，所以治肝之法当以散为补（方书谓肝以敛为
泻以散为补）。散者即升发条达之也，然升散常用，实能伤气耗血，且又暗伤肾水以损肝木之根也。
有谓∶肝恶燥喜润。燥则肝体板硬，而肝火肝气即妄动；润则肝体柔和，而肝火肝气长宁静。是以方书
有以润药柔肝之法。然润药屡用，实与脾胃有碍，其法亦可暂用而不可长用。然则治肝之法将恶乎宜哉？
《内经》谓∶“厥阴不治，求之阳明”。《金匮》谓∶“知肝之病，当先实脾。”先圣后圣，其揆
如一，此诚为治肝者之不二法门也。惜自汉、唐以还，未有发明其理者。独至黄坤载，深明其理谓∶“肝气
宜升，胆火宜降。然非脾气之上行，则肝气不升，非胃气之下行，则胆火不降。”旨哉此言，诚窥《内经》、
《金匮》之精奥矣。由斯观之，欲治肝者，原当升脾降胃，培养中宫，俾中宫气化敦浓，以听肝木之自理。
即有时少用理肝之药，亦不过为调理脾胃剂中辅佐之品。所以然者，五行之土原能包括金木水火四行，人之脾
胃属土，其气化之敷布，亦能包括金木水火诸脏腑。所以脾气上行则肝气自随之上升，胃气下行则胆火自
随之下降也。又《内经》论厥阴治法，有“调其中气，使之和平”之语。所谓调其中气者，即升脾降胃
之谓也。所谓使之和平者，即升脾降胃而肝气自和平也。至仲景着《伤寒论》，深悟《内经》之旨，其厥阴
治法有吴茱萸汤；厥阴与少阳脏腑相根据，乃由厥阴而推之少阳治法，有小柴胡汤。二方中之人参、半夏、大
枣、生姜、甘草，皆调和脾胃之要药也。且小柴胡汤以柴胡为主药，而《神农本草经》谓其主肠胃中结气，
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三复《神农本草经》之文，则柴胡实亦为阳明胃府之药，而兼治少
阳耳。欲治肝胆之病者，易弗祖《内经》而师仲景哉！
独是，肝之为病不但不利于脾，举凡惊痫、癫狂、眩晕、脑充血诸证西人所谓脑气筋病者，皆与肝经有
涉。盖人之脑气筋发源于肾，而分派于督脉，系淡灰色之细筋。肝原主筋，肝又为肾行气，故脑气筋之病实与
肝脏有密切之关系也。治此等证者，当取五行金能制木之理，而多用五金之品以镇之，如铁锈、铅灰、
金银箔、赭石（赭石铁养化合亦含有金属）之类，而佐以清肝润肝之品，若羚羊角、青黛、芍药、龙胆草、牛膝
（牛膝味酸入肝，善引血火下行，为治脑充血之要药，然须重用方见奇效）诸药，俾肝经风定火熄，而
脑气筋亦自循其常度，不至有种种诸病也。若目前不能速愈者，亦宜调补脾胃之药佐之，而后金属及寒
凉之品可久服无弊。且诸证多系挟有痰涎，脾胃之升降自若而痰涎自消也。
有至要之证，其病因不尽在肝，而急则治标，宜先注意于肝者，元气之虚而欲上脱者是也。其病状多大
汗不止，或少止复汗，而有寒热往来之象。或危极至于戴眼，不露黑睛；或无汗而心中摇摇，需人按住；或
兼喘促。此时宜重用敛肝之品，使肝不疏泄，即能杜塞元气将脱之路。至汗止、怔忡、喘促诸疾暂愈，
而后徐图他治法。宜重用山茱萸净肉至二两（《神农本草经》山萸肉主治寒热即指此证），
敛肝即以补肝，而以人参、赭石、龙骨、牡蛎诸药辅之。拙着来复汤后载有本此法挽回垂绝之证数则，可参阅也。
究之肝胆之为用，实能与脾胃相助为理。因五行之理，木能侮土，木亦能疏土也。曾治有饮食不能
消化，服健脾暖胃之药百剂不效。诊其左关太弱，知系肝阳不振，投以黄 （其性温升肝木之性亦温升有同气
相求之义，故为补肝之主药）一两，桂枝尖三钱，数剂而愈。又治黄胆，诊其左关特弱，重用黄 煎汤，送
服《金匮》黄胆门硝石矾石散而愈。若是皆其明征也。且胆汁入于小肠，能助小肠消化食物，此亦木
能疏土之理。盖小肠虽属火，而实与胃腑一体相连，故亦可作土
论。胆汁者，原由肝中回血管之血化出，而注之于胆，实得甲乙木气之全，是以在小肠中能化胃中不能化
之食，其疏土之效愈捷也。又西人谓肝中为回血管会合之处，或肝体发大，或肝内有热，各管即多凝滞壅胀。
由斯知疏达肝郁之药，若柴胡、川芎、香附、生麦芽、乳香、没药皆可选用；而又宜佐以活血之品，若
桃仁、红花、樗鸡、 虫之类，且又宜佐以泻热之品，然不可骤用大凉之药，恐其所瘀之血得凉而凝，转
不易消散，宜选用连翘、茵陈、川楝子、栀子（栀子为末，烧酒调敷，善治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