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显有与经旨相反之两条，若必奉之为金科玉律，则此救颠扶 危挽回人命之良方，几将置之无用之地。 吴鞠通原文∶白虎本为达热出表，若其人脉浮弦而细者，不 可与也；脉沉者，不可与也；不渴者，不可与也；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按
∶前两条之不可与，原当禁用白虎汤矣。至其第三条谓不渴者不可与也，夫用白虎汤之定例，渴者加人参，其不渴者即服白虎汤原方，无事加参可知矣。吴氏以为不渴者不可与，显与经旨相背矣。且果遵吴氏之言，其人若渴即可与以白虎汤，而亦无事加参矣，不又显与渴者加人参之经旨相背乎？至其第四条谓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夫白虎汤三见于《伤寒论》，惟阳明篇中所主之三阳合病有汗，其太阳篇所主之病及厥阴篇所主之病，皆未见有汗也。仲圣当日未见有汗即用白虎汤，而吴氏则于未见有汗者禁用白虎汤，此不又显与经旨相背乎？
且石膏原具有发表之性，其汗不出者不正可借以发其汗乎？且即吴氏所定之例，必其人有汗且兼渴者始可用白虎汤，然阳明实热之证，渴而兼汗出者，十人之中不过一二人，是不几将白虎汤置之无用之地乎？夫吴氏为清季名医，而对于白虎汤竟误设禁忌若此，彼盖未知石膏之性也。及至所着医案，曾治何姓叟，手足拘挛，因误服热药所致，每剂中用生石膏八两，服近五十日始愈，计用生石膏二十余斤。又治赵姓中焦留饮，上泛作喘，每剂药中皆重用生石膏，有一剂药中用六两八两者，有一剂中用十二两者，有一剂中用至一斤者，共服生石膏近百斤，其病始愈。
以观其《温病条辨》中，所定白虎汤之分量生石膏止用一两，犹煎汤三杯分三次温饮下者，岂不天壤悬殊哉？盖吴氏先着《温病条辨》，后着《吴氏医案》，当其着《温病条辨》时，因未知石膏之性，故其用白虎汤慎重若此；至其着《吴氏医案》时，是已知石膏之性也，故其能放胆重用石膏若此，学问与年俱进，故不失其为名医也。人之所以重视白虎汤而不敢轻用者，实皆未明石膏之性也。夫自古论药之书，当以《神农本草经》为称首，其次则为《名医别录》。
《神农本草经》创于开天辟地之圣神，洵堪为论药性之正宗，至《名医别录》则成于前五代之陶弘景，乃取自汉以后及五代以前名医论药之处而集为成书，以为《神农本草经》之辅翼（弘景曾以朱书本经、墨书别录为一书），今即《神农本草经》及《名医别录》之文而细为研究之。《神农本草经》石膏原文∶气味辛，微寒，无毒，主治中风寒热、心下逆气、惊喘、口干、舌焦、不能息、腹中坚痛、除邪鬼、产乳、金疮。
按
∶后世本草，未有不以石膏为大寒者，独《神农本草经》以为微寒，可为万古定论。为其微寒，是以白虎汤中用至一斤，至《吴氏医案》治痰饮上泛作喘，服石膏近百斤而脾胃不伤也。其言主中风者，夫中风必用发表之药，石膏既主之则性善发表可知，至其主寒热、惊喘、口干、舌焦、无事诠解。至其能治心下逆气、腹中坚痛，人或疑之，而临证细心品验，自可见诸事实也。曾治一人，患春温阳明府热已实，心下胀满异常，投以生石膏二两、竹茹碎末五钱，煎服后，顿觉药有推荡之力，胀满与温病皆愈。
又尝治一人，少腹肿疼甚剧，屡经医治无效，诊其脉沉洪有力，投以生石膏三两、旱三七二钱（研细冲服）、生蒲黄三钱，煎服两剂全愈。此证即西人所谓盲肠炎也，西人恒视之为危险难治之病，而放胆重用生石膏即可随手奏效。至谓其除邪鬼者，谓能治寒温实热证之妄言妄见也。治产乳者，此乳字当作生字解（注疏家多以乳字作乳汁解者非是），谓妇人当生产之后，偶患寒温实热，亦不妨用石膏，即《金匮》谓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者是也（竹皮大丸中有石膏）。
治金疮者，人若为刀斧所伤，掺以生石膏细末，立能止血且能消肿愈疼也。《名医别录》石膏原文∶石膏除时气、头疼身热、三焦大热、肠胃中结气、解肌发汗、止消渴、烦逆、腹胀暴气、咽痛，亦可作浴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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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肌者，其力能达表，使肌肤松畅，而内蕴之热息息自 毛孔透出也。其解肌兼能发汗者，言解肌之后，其内蕴之热又可 化汗而出也。特是，后世之论石膏者，对于《神农本草经》之微寒既皆改为大寒，而对于《名医别录》之解 肌发汗，则尤不相信。即如近世所出之本草，若邹润安之《本经疏证》、周伯度之《本草思辨录》，均可为卓 卓名著，而对于《名医别录》谓石膏能解肌发汗亦有微词。 愚浮沉医界者五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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