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减薪，去其壅塞，则光焰自透，若金汁、人中黄所不能下者，大黄、元明粉亦可加入。在学者见证施治，神而明之，细玩烦躁，大便不通之语，自得之矣。”乃云：气滞血瘀，痰热结滞，阳明实热不散之故。为拟理气活血，清热通下，复元活血汤加减：柴胡1O克，赤芍9克，枳实9克，花粉12克，白芥子6克，丹参15克，甘草6克。服药6剂结节大部消退，头晕头痛胸满心烦亦减，乃继服上方45剂而诸症俱失，为巩固疗效，又改用一周2剂，一年而痊愈。
阳痿
阳痿是青壮年男性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也是严重影响男女性生活正常进行的疾病。因此从古至今各代医家都把这种疾病作为医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有关阳痿病因病机的问题
《内经》称阳痿为“阴痿”、“阴器不用”、“宗筋弛纵”，并认为其病的主要原因是“气大衰”和“热”。隋、唐时代，通过研究，明确提出它的病因是劳伤和肾虚，例如：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说：“劳伤于肾，肾虚不能荣于阴器，故萎弱也。”并明确指出所谓的劳是指的房劳，即性生活过度所致；王焘《外台秘要》指出：“病源肾开窍于阴，若劳伤于肾，肾虚不能荣于阴气故痿弱也。”“五劳七伤阴痿，十年阴不起，皆由少小房多损阳。”宋明诸代医家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日见深入。如宋．严用和《济生方》更明确的说明了本病乃真阳疲惫所致，称：“五劳七伤，真阳衰惫……阳事不举。”明．王纶《明医杂著》指出阳痿之病除命门火衰之外，还有郁火所致者，说：“男子阴痿不起，古方多云命门火衰，精气虚冷，固有之矣，然亦有郁火甚而致痿者。”明．张介宾著《景岳全书》认为阳痿之病不但有命门火衰所致者，而且有湿热、惊恐、思虑等所致者，说：“(阳痿)多由命门火衰，精气虚冷，或以七情劳倦，损伤生阳之气……亦有湿热炽盛，以致宗筋弛纵。”“凡思虑焦劳，忧郁太过者，多致阳痿。”明确指出了劳之含义还包括思虑忧郁的一面。清代医家通过研究，认为阳痿的病因除了前代医家所述的房劳、七情、郁火、湿热之外，还有忍房事、失志、肝郁、胆郁等。清・沈金鳌著《杂病源流犀烛》云：“有精出非法，或就忍房事，有伤宗筋……又有失志之人，抑郁伤肝，肝木不能疏达，亦致阴痿不起。”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按语中指出：“有色欲伤及肝肾而致者……亦有因恐惧而得者……有因思虑烦劳而成者……有郁损生阳者，必从胆治，盖经云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又云少阳为枢，若得胆气舒展，何郁之有；更有湿热为患者，宗筋必弛纵而不坚举……又有阳明虚，则宗筋纵，盖胃为水谷之海，纳食不旺，精气必虚，况男子外肾，其名为势，若谷气不充，欲求其势之雄壮坚举，不亦难乎。”近世医家多宗以上诸说，而尤重视肾阳不足。余在数十年的临床过程中发现仅遵以上诸家之说还不能解决临床中的所有问题，经过反复探索发现阳痿一病还有肺之阴虚、气虚所致者，郁证之中不但有火郁，而且还有湿郁、寒郁、血郁、痰郁者，于是先后在拙著《中医内科证治备要》(1983年)《难病奇治》(1989年)加以阐述，并取得较好的回响，称“实开医家之新的法门。”
二、有关阳痿治疗中的几个问题
自从隋唐时代称阳痿主要是肾虚所致以来，历代医家莫不重视此说，甚至有的医药学家称补肾阳的药物为治阳痿的专药，一些临床医家一见患者说是阳痿病，即以鹿茸、巴戟天、肉苁蓉、仙茅、淫羊藿、杜仲、续断、狗脊、补骨脂、冬虫夏草、蛤蚧、枸杞子、紫河车、菟丝子、锁阳、韭子、阳起石、熟地、山萸肉、附子、肉桂，甚至雄蚕娥、鹿肾、驴肾、黄狗肾、海狗肾等治之。有的药物专家甚至集补肾药之大成而组成药物，称补肾之良药。张景岳作为明代的大临床家看到这种认识之弊病，提出“命门火衰，精气虚寒而阳痿者，宜右归丸、赞育丹、石刻安肾丸之类主之；若火不甚衰，而止因血气薄弱者，宜左归丸、斑龙丸、全鹿丸之类主之。”“凡思虑惊恐以致脾肾亏损而阳道痿者，必须培养心脾……宜七福饮、归脾汤之类主之……；其有忧思恐惧太过者，每多损抑阳气，若不益火，终无生意，宜七福饮加桂附枸杞之类主之”，“凡肝肾湿热以致宗筋弛纵者，亦为阳痿，治宜清火以坚肾，然必有火证火脉内外相符者方是其证，宜滋阴八味丸或丹溪大补阴丸、虎潜丸之类主之。”清・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按语中指出：“有色欲伤及肝肾而致者，先生立法，非峻补真元不可，盖因阳气既伤，真阴必损，若纯乎刚热燥涩之补，必有偏胜之害，每兼血肉温润之品缓调之；亦有因恐惧而得者，盖恐则伤肾，恐则气下，治宜固肾，稍佐升阳；有因思虑烦劳而成者，则心脾肾兼治；有郁损生阳者，必从胆治，盖经云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又云少阳为枢，若得胆气舒展，何郁之有；更有湿热为患者，宗筋必弛纵而不坚举，治用苦味坚阴，淡渗去湿，湿去热清而病退矣；又有阳明虚，则宗筋纵，盖胃为水谷之海，纳食不旺，精气必虚，况男子外肾，其名为势，若谷气不充，欲求其势之雄壮坚举，不亦难乎，治唯有通补阳明而已。”1985年版《中医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