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点，目光到处，无论墙壁、器物、地面、天空，凡有黑点者，必立即定睛细视。若无人干涉，可终日视而不倦。入夜惧怕灯火，见光则眼皮刺痛，目珠中似有火出，甚至灯下不能合目，合则目胞瞬动异常。余投镇肝涤痰汤，用豁痰平肝、解郁清火之药治之，神识渐清，然目视黑点及羞明畏光两症终不见好。前人谓“五脏之火，惟肝最横。”苦泄甘寒均不能应，当用灵动咸寒之品，庶可得效。遂以羚羊角粉每日一支(0．3g)，于服汤药时吞服之，经二十余日，两症渐除。
癫狂症中，除心肝痰热外，尚有其他证型，略举两例，以供参证：曾治一青年，在马鞍山工作，因失恋而致狂暴异常。其戚领护来沪，途中狂不可遏。此乃气机暴郁而然，用柴胡疏肝散合四磨饮子法，不数剂获安。至今二十余年，未见复发。
1995年又诊一青年汽车司机，因与领导不合，遂郁而成病。就诊时反复申述头痛、头胀，此外并无他疾，言语重叠噜苏，见人辄点头微笑，脉弦而不畅。是属肝经气机不舒所致，治法当先“木郁达之”，而随之以消痰清火。投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增损化裁，两阅月而证平。随后恢复驾车，至今安然。
中风偏枯治法刍议
古称风、痨、臌、膈为四大难症，而中风居其首焉。可见中风一病自古以来即难治疗，历代医家无不究心于斯症。唐宋以前，每以“内虚邪中”立论，多主外风学说，及至金元，则内风之论出而医家多宗之。其问刘河问主“心火暴盛，”李东垣倡“正气自虚”，朱丹溪持“湿痰生热”。而明・张景岳又作“非风”之说，以内虚积损立论，而明・李中梓，则将卒中分为闭、脱二证。时至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经过深入之理论研究及长期临床观察，阐明中风之病因病机为“精血耗损，水不涵木”而致“肝阳偏亢，内风时起。”并创用“滋液熄风，补阴潜阳”治法，开养阴柔肝、清热熄风以治本病之先河。
中风患者经治疗后病势渐衰，正气稍复，危象已解而后遗肢体不遂，舌强语蹇，筋脉拘急或弛纵不收等症者，看似渐趋向愈，实则渐成顽疾。当此之时，务宜不失时机，速投对证恰当之药，则多能缓缓康复，若仍失治、误治，则难免抱疾终生，病愈无日矣。是故医家于斯时之决策，对患者之预后，至关重要，治疗之或成或败全系于斯。
中风偏瘫之治疗法则，历代名贤各有独到之见解心得，且经千百年之实践总结，已积累许多宝贵经验。其中余深契于胡念庵与叶天士两位昔贤之说。胡念庵在《医家心法》评语中曰：“其大要和其阴阳，调其气血，或有兼证，随所现而治之，或温，或清，或补，或散，以无失其宜为贵。”而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则以“益气血、清痰火、通经络”为大法。胡叶二贤之论，认识相近，议论平允，可为治疗斯症之准绳。
世传高效验方，以《医学衷中参西录》之镇肝熄风汤及《医林改错》之补阳还五汤最为著名。前者用治阴虚阳亢，气逆火升之证，于此姑置不论。
清代王清任著《医林改错》，专主气虚血瘀立说，立补阳还五汤以治偏枯。此方一出后世医家靡不乐从。殊不知偏瘫一症之病因病机常常错综复杂，固不可用一方统治偏瘫之病。仍宜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再就补阳还五汤本身而论，方中黄芪用量特重，黄芪有补气升阳之功。而内虚暗风之人，多由肝阳肝火为其主因，又常兼肝肾亏损，或有痰热内恋。若营卫空疏者，易兼外风袭人。虽中风以后，多数患者阳升火逆之势渐减，但一经引动则死灰易于复燃。所虑黄芪大剂服用，其温燥之性易伤肝肾之阴。其补气而兼升阳之能，易助肝阳亢逆之势，或致木火升腾。其气盛而不疏易使痰热阻滞。故补阳还五汤并不适用所有中风后遗症病人。此方之适应证候惟以气虚为主而稍兼血络瘀阻者。若气虚而兼痰热，宜佐消痰清热；气虚而火盛，宜参降火泄热；惟气虚而兼肝肾亏损者，不可早投滋腻血药，盖卒仆大势虽衰，而五脏六腑，经络隧道，阴阳气血及四肢百骸之功能，尚在复苏之初，其力甚微，而于气虚之人尤然。若滋腻浪投，则扼其生生之气，难免不致夭伤也。必待元气渐充，中土消导运化之力已能胜任，始可渐渐加入。若其证不以气虚为主，而是肝肾亏损，或肝阳上亢，或痰热内恋等证型者，则不在此例。余于临证问，细察病者之脉证，气虚者委实不少，而血虚，阴虚，确有所逊，是以知王清任之偏重补气立论，自有临床依据。然气虚之中偏于中气虚而兼痰滞热郁者居多，故明代孙文垣于其医案中屡用六君子汤或四君子汤加减化裁，而竞全功。基于上述认识，余自制偏枯健全汤，以治中风偏瘫中气虚而兼痰热、风邪阻络者，方中重用党参以建中气而健脾胃，脾胃健运则痰浊易化。茯苓、橘红、胆星、竹沥以化痰通络。远志、菖蒲开心气之凝而出音声。秦艽、防风祛经络之风而达四肢。钩藤专清厥阴风木，潜其阳气。红花独理血液之滞，助熄风邪。甘草调和诸药。方中诸药均有职司，惟有石斛一味，似属多余。尤在泾曰：“类中风者，风自内生，肝脏之厥气也。肝之生气暴而病速，肝气既厥，诸气从之。诸液又从之。诸气化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