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批〕泻肾火，正所以泻胃火，妙论出奇。）或疑石膏既泻胃火，又用知母以泻肾火，用麦冬以安肺火，宜乎火之速退而热之尽解矣，何以用白虎汤往往有更甚者？曰∶嗟乎。此又非白虎汤之故，乃不善用白虎汤之故也。火势不同，有燎原之火，有燃烧之火。燃烧之火，其势已衰；燎原之火，其势正炽。以救燃烧者救燎原，势必愈为扑灭，而愈增其光焰矣。人身之胃火亦不同，有轻有重。轻者，如燃烧之火，少用白虎汤，即可解其热；重者，如燎原之火，非多用白虎汤，不足以灭其氛。
倘以治轻者治重，安得不添其火势之焰天乎，非变为亡阳，即变为发狂矣。或疑石膏比为白虎，明是杀人之物，教人慎用之宜也。今又云火重者，非多用石膏不可，吾恐又启天下轻用石膏之祸，未必非救人而反害人也。曰∶嗟乎。论症不可不全，论药不可不备，天下有此症候，即宜论此治法。乌可因石膏之猛，避其杀人之威，而不彰其生人之益乎。石膏实有功过，总在看症之分明，不在石膏之多寡。若看症之误，多用固杀人，而少用亦未尝不杀人。若看症之确，少用固救人。
而多用亦未尝不救人。然则人亦辨症可也，何必忌用石膏哉。或又疑石膏可多用以救人之生，先生不宜从前之过虑矣，毕竟石膏宜少用而不宜多用也。曰∶石膏原不宜多用。石膏大寒，戒多用者，乃论其常；胃火大旺，戒少用者，乃论其变。存不可多用之心，庶不至轻投以丧命；存不宜少用之心，庶不至固执以亡躯。知不宜多用，而后可多用以出奇，庶几变死为生，反危为安也。或疑石膏泻燎原之火，自宜多用以泻火矣，然而过多又恐伤胃，若何而使胃不伤，火又即熄之为快乎？
曰∶燎原之火，即生于地上，胃中之火，即起于土中。以石膏而救其胃中之火，即如用水而救其燎原之火也。然而，燎原之火以水救之，而无伤于地；胃中之火以石膏救之，必有伤于土。盖土即胃土也，胃土非火不能生，奈何反用水以灭之乎？然而胃火之盛，非胃中之真火盛，乃胃中之邪火盛也。邪火，非水不可灭，故不得已大用石膏，以泻其一时之火也。又胃火之盛，乃胃土之衰也，胃火既盛，而胃土愈衰，胃土既衰，复用寒凉以泻火，火衰而胃土更衰矣。
故泻火之中，即宜补土之为急，倘徒泻其火，未有不土崩者矣。治法宜人参同用于石膏之中，大约用石膏十之七者，人参用十之三，相济而相施。火既易熄，而胃土又不伤，断无有亡阳之祸者也。（〔批〕用石膏以泻火，即用人参以救土，实妙论妙法也。）或疑石膏泻胃火，有用至一两，而仍不解，几几有发狂之变，又将何药以解之乎？曰∶舍石膏，再无别法也。夫发狂之病，此胃火热极，不可以常法治者也，必须用石膏至二三两，加人参亦必二三两。
又不可拘于前说，用石膏十之七，而人参用十之三也。（〔批〕知常知变，才见起死回生手段。）盖火盛之极者，土衰之极也，不用人参以补元气，而唯用石膏以救其火炎，未有不败者也。此等之病，必登高而歌，弃衣而走，见水而入，大骂大叫，神欲外越，此呼吸存亡之秋，不得不以变法治之。倘服前药而少安，便有生机，否则，虽多用石膏、人参，亦何以救之哉。或疑发狂之病，往往有少用石膏，多用人参而愈者，又是何故？曰∶发狂有虚火、邪火之不同。
邪火之发狂，必须多用石膏、人参，以挽回于俄顷。虚火之发狂，又宜专用人参，以定乱于须臾。岂特石膏必宜少用，且断断不可共用也。苟虚实、邪正之不明，而用药一错，未有不下喉即杀人者。而虚实、邪正，何以辨之，要不能舍验舌之法，而另求辨症也。正虚而发狂者神乱，而舌必润滑；邪实而发狂者神越，而舌必红黄，且燥极而开裂纹也。以此辨症，又何误乎。或疑石膏定狂，定胃中之火也，何以即能定心中之狂乎？不知心中之狂，乃起于胃中之火也。
救胃火，正所以救心狂也。夫心乃火脏，胃火宜非所畏。乃胃火热而心发狂者，如本是同舟之人，一时劫夺，变出非常。苟不诛讨，则心宫何安乎，此救狂必泻火也。或疑寒凉之药多能杀人者，无过石膏，即黄柏、知母，亦不同其类。屏黄柏、知母而不弃石膏，何也？曰∶石膏，乃救死之药也。胃火热极，非石膏不能降。胃火不降，必变发狂而死矣，用石膏救之，死症立变为生。彼用石膏而杀人者，非胃火而妄用之也。夫人身之火，最烈者，胃火与肾火也。
胃火宜泻，而肾火宜补。不用石膏以泻胃火，而反用石膏以泻肾火，安得而不杀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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