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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蔡东藩宋史演义--蔡东藩-第119页
疏呈入，哲宗仍然不省。范纯仁、韩忠彦等亦面请效法仁宗，均不见纳。吕大防受命为山陵使，甫出国门，杨畏即首叛大防，上言：“神宗更立旧制，垂示万世，乞赐讲求，借成继述美名。”哲宗便召畏入对，并问：“先朝旧臣，孰可召用？”畏举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各加褒美，且言：“神宗建立新政，与王安石创行新法，实是明良交济，足致富强。今安石已殁，只有章惇才学，与安石相似，请即召为宰辅。”哲宗却很是信从，当下传出中旨，复章惇、吕惠卿官。寻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左丞。至宣仁太后葬毕，吕大防回都，闻侍御史来之邵，已有弹章，即上书辞职，哲宗立即准奏。拔去首辅，好算辣手。于是彼言继志，此言述事，哄得这位哲宗皇帝，居然想对父尽孝，一心一意的绍述神宗。元祐九年三月，廷试进士李清臣，发策拟题，题云：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
原来元祐变政，曾禁用王氏经义字说，科试仍用诗赋，补上文所未及。所以李清臣发策，看作甚重。第一条便驳斥词赋，第二条阴主青苗法，第三条指免役，第四条论治河，第五条斥还夏四寨事，第六条讥盐铁弛禁事。门下侍郎苏辙抗言上奏道：
伏见策题历诋行事，有诏复熙宁、元丰之意。臣谓先帝设施，盖有百世不可易者。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至于事或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于前，子救于后，前后相继，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深鉴其失，代之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本朝真宗天书，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之梓宫，以泯其迹，仁宗听政，绝口不言。英宗濮议，朝廷汹汹者数年，先帝寝之，遂以安静。夫以汉昭帝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陛下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则大事去矣。
哲宗接阅奏章，竟勃然大怒道：“辙敢比先帝为汉武么？”我谓神宗尚不及汉武。言下即欲逐辙。辙下殿待罪，众莫敢救。范纯仁从容进言道：“武帝雄才大略，史家并无贬词，辙引比先帝，不得为谤。陛下甫经亲政，待遇大臣，也不当似奴仆一般，任情呵斥。”正说着，有一人越次入奏道：“先帝法度，都被司马光、苏辙等坏尽。”纯仁视之，乃是新任尚书左丞邓润甫，遂抗声道：“这语是说错了。法本无弊，有弊必改。”哲宗道：“秦皇、汉武，古所并讥。”纯仁便接奏道：“辙所论是指时事言，非指人品言。”哲宗颜色少霁，乃不复发语，当即退朝。辙前时曾附吕大防，与纯仁议多不合，至是方谢纯仁道：“公乃佛地位中人，辙仗公包涵久了。”纯仁道：“公事公言，我知有公，不知有私。”名副其实，是乃谓之纯仁。辙又申谢而退。越日，竟下诏降辙官职，出知汝州。
及进士对策，考官评阅甲乙，上第多主张元祐。嗣经杨畏复勘，悉移置下第，把赞成熙丰的策议，拔置上列。第一名乃是毕渐，竟比王、吕为孔、颜，仿佛王、吕二人的孝子顺孙。自是绍述两字，喧传中外，曾布竟用为翰林学士，张商英进用为右正言。未几，即任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既相，人当道，还管什么时局？什么名誉？贬苏轼知英州，寻复安置惠州。罢翰林学士范祖禹，出知陕州。范纯仁当然不安，连章求去，也出知颍昌府。召蔡京为户部尚书，安石婿蔡卞为国史修撰，林希为中书舍人，黄履为御史中丞。先是元丰末年，履曾官中丞，与蔡确、章惇、邢恕相交结。惇与确有所嫌，即遣恕语履。履尽情排击，不遗余力，时人目为四凶，因被刘安世劾奏，降级外调。昪再得志，立即引用，那时报复私怨，日夕罗织，元祐诸君子，都要被他陷入阱中了。去恶务尽，元祐诸贤，不知此义，遂致受殃。
当下由曾布上疏，请复先帝政事，下诏改元，表示意向。哲宗准奏，即于元祐九年四月，改称绍圣元年，半年都不及待，何性急乃尔？遂复免役法，免行钱、保甲法，罢十科举士法，令进士专习经义，除王氏字说禁令。黄履、张商英、上官均、来之邵等，乘势修怨，迭毁司马光、吕公著妄改成制，叛道悖理。章悖、蔡卞且请掘光、公著墓冢。适知大名府许将，内用为尚书左丞，哲宗问及掘墓事。许将对道：“掘墓非盛德事，请陛下三思！”哲宗乃止，惟追夺司马光、吕公著赠谥，仆所立碑。贬吕大防为秘书监，刘挚为光禄卿，苏辙为少府监，并分司南京。章惇复钩致文彦博等罪状，得三十人，列籍以上，请尽窜岭表。李清臣独进言道：“变更先帝法度，虽不能无罪，但诸人多累朝元老，若从惇言，恐大骇物听，应请从宽为是！”哲宗点首。看官阅过前文，应知李清臣是主张绍述，仇视元祐诸臣，为何反请哲宗从宽呢？原来清臣本思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