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者刑之甚轻，而无罪者刑之反重。颠倒若此，亦何所用其笞刑也哉！一、军、流二罪均宜革也。夫移于卫籍者谓之军，生子若孙，无异于民。徙于远方者谓之流，生子若孙，仍为土著。王者四海一家，军民一体。安在家于故土者谓之良民，而徙于远方者便谓之罪人乎“安在占于民籍者谓之良民，而移于军籍者便谓之罪人乎？且为恶之人，岂有于此地能为恶，而移于彼地便能为善乎？岂有于民籍则为恶，而改于军籍竟能为善乎？是诚不可解也！夫宦游与流寓之人，多随处为家，离其故上有二、三千里，甚至四、五千里者，曷常不与流罪相若哉？一、六赃内常人盗一款，所当革也。夫监守盗者，原系有职之人，监守官物，而反侵没入己，推其心为欺上，论其罪属故犯，非盗也，而名之曰”盗“，是深恶之词。所以计赃之多少，而定其罪之轻重。若常人之盗在官之物，与盗民间之物，推其心，不过鼠窃狗偷，均之盗也！今常人盗之律，与枉法赃同科，八十两便绞，窃盗之律，与不枉法赃同科，至一百二十两乃绞。所犯本无以异，而律则大有攸别。特为上者所重在货物，故并其罪而重之耳！昔汉文帝为三代以下之贤君。有人盗去太庙玉环，必欲诛之，而廷慰张释之论止罚金，且云：”若盗长陵一抔土。其罪又当何以加诸？“嗟乎！释之之论罚金，虽过于从轻，然止以盗论，而不以盗官物为重于盗民间之物。
则其义当矣！后之人君，若汉文帝之以怒动诛者，正恐不少；而欲求刑官如释之之犯颜直谏者，恐千载而不可得一二！则莫若并常人盗之名色而革之，无分官物与民物，总入于窃盗同科为善乎！一、窃盗以赃定罪之律，亦所当革也。《春秋》之法，首重诛心。彼为盗者，得赃虽有多寡之殊，而原其为盗之心则一。若必以赃数定罪，则轻者不过笞杖，重者乃至于绞。何以同一盗心，而罪之悬绝若是？夫不幸而得赃少者，犹幸而罪甚轻，其盗心固不容已；即不幸而罹重罪者，犹幸而得赃多，其盗心亦断不肯止。是则生之、杀之，皆不足以劝惩其后。要知偷儿之入人家，必尽其所取而后已，乌得有诡避夫绞罪，而兢兢焉以一百二十两之内为准则乎？故计赃定罪，但可施之于枉法不枉法，以事取人之财者，断不可加之于为盗者也。一、坐赃致罪，尤所当革也。夫所谓坐赃者，不过寮采馈送之礼，与上下交接之仪。其间吉凶庆吊、币帛往来，虽圣贤亦不能免。
孟氏云：“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即“坐”之一字，顾名思义，原属非赃而坐之，又乌足以服人之心？圣王之世，法网宽大，岂宜有此？将欲举天下之臣民，皆为於陵仲子，如蚯蚓而后可哉！若其结交请托，暮夜投金，自有枉法与不枉法。二者律文，森然具在，原不可以此藉口而幸免也者。
一、七杀内“故杀”之条宜革也。夫杀人者偿命，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今以斗殴、杀为可赦，而以故杀者为十恶不赦，岂死于故杀，乃死于斗、殴杀者，其死有以异乎？若曰临时有意，曰故为其心必欲杀之，与斗、殴之不期死而死者有异，是则舛已。夫为盗之心，显而易见，即谋杀之心，亦可推求而得，若至拳棒交加，纷纭争斗之际，而必曰此固无欲杀之心，彼固有欲杀之心也，即鬼神亦有所难明者！若谓故杀之条，亦诛心之律，则当罪有轻重之别。今同一死耳，又何必分故与不故乎？且今之杀人者，千百案之中，而律以故杀者，曾未闻有一二，至律以斗、殴杀者，则千百案之中，如出一口。迨秋审之期，多入于可矜可疑，或缓决之内；其抵命者，亦曾未闻有一二。宁不滋长凶人之焰与？若曰在上者好生之心，慎重决囚，则此命可活，彼命可独死乎？生者可受矜全，死者可受沉冤也乎？王者之生杀，如天道之有春秋，相须而行，岂可以煦煦为仁，而有害于乾道至刚之用？夫锄稂莠，所以养禾苗；诛奸凶，所以劝良善。孟氏云：“杀之而不怨。”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则是杀人者杀无赦，不必另立故杀之条，以滋其出入之端也耳。
一过失杀之律，赎绞以金，可革也。所谓过失者，乃转瞬所不及，措手所不逮，匪特细人也。即仁人君子，容亦有罹此厄者。
不可加之以罪，故虚名曰“绞”，而实取罚金十二两四钱有奇，以为营葬之资。岂人之一命，止值此数乎？绞之一罪，亦止值此数乎？夫徒罪收赎，尚有十八两之多。颠倒若此，殆难为作律者解矣！而且杀之一字，尤不可以混入。自我杀之之谓杀，此不特非我杀之，亦并非因我而死，焉得标之日过失杀乎？过失既不可名曰“杀”，绞罪亦不容以金赎。如之何其不去诸？
凡有当此案者，察其人之富贵、贫贱而罚金之多寡，以惜死者之家口，于义当矣！昔子产制《刑书》，萧何造《律法》，原本均无传焉。今之所谓律者，类皆后代所改作，而又添出如许条例，纷纭错杂，令人莫所适从。夫曹参代何为相，赞其政令画一，守而勿失，则知萧之律，断断乎其画一者，律之所载纷纭错杂之例，断断乎亦宜尽行革之。而后得成为画一之典章已尔！
臣等不猜僭妄，酌古斟今，因时制宜，更定《五刑》，并《四赃》、《六杀》大纲于左：五刑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