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即本《文心》。今据改。」《札记》：「理不空弦者，以其既得乐名，必有乐词也。」
〔四〕 赵氏《文心雕龙残卷校记》：「唐写本『唐』作『章』。」《玉海》引作「唐」。《札记》：「『唐』一作『章』。《尚书大传》云：『报事还归，二年●然，乃作《大唐之歌》。』郑注曰：『《
大唐之歌》，美尧之禅也。』据此文，是《大唐》乃舜作以美尧，则作『大章』者为是。《乐记》曰：『大章，章之也。』郑注曰：『尧乐名。』」按《庄子天下》篇亦称：「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范注：「案《大唐》乃舜美尧禅之歌，不得云尧有，似当作『大章』为是。然郑注《乐记》『大章』，已云《周礼》阙之。彦和所见，当即《尚书大传大唐之歌》，行文偶误耳。」《注订》：「
郑言『美尧之禅』，可证歌乃尧时之作，当可称『尧有』。范注称宜作『大章』，指彦和偶误，非是。」
〔五〕 《训故》：「《古今乐录》：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按《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歌辞载《孔子家语辩乐解》。本书《时序》篇：「有虞继作，政阜民暇，『熏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
〔六〕 《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
《诗品序》：「昔《南风》之辞，《卿云》之颂，厥义敻矣。」可见刘勰、锺嵘二人对于《南风》之歌的评价不同。
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一〕；太康败德，五子咸怨〔二〕；顺美匡恶〔三〕，其来久矣〔四〕。
〔一〕 本书《原道》篇：「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又《时序》篇：「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按《尚书大禹谟》云：「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孔传：「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皆可歌乐，乃德政之致。」序通叙。蔡传：「叙者，言九者各顺其理，而不汨陈以乱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咏之歌也。」「九序」是说九项重大的政治措施都安排好了。
〔二〕 梅注：「《夏书》：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诫以作歌。」歌辞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篇。
《史记夏本记》：「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离骚》：「五子用失乎家衖。」
「怨」字，唐写本、《御览》并作「讽」。《考异》：「『五子咸怨』句本《尚书五子之歌》，讽字非。」按本书《才略》篇：「五子作歌，辞义温雅。」仍以「怨」字为长。
〔三〕 《孝经事君》章：「将顺其美，匡救其恶。」郑玄《诗谱序》：「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
〔四〕 古代学者对于诗的起源揣测纷纭。《诗谱序》说：「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郑氏的意思似乎认为「诗」字最早见于《虞书》，因此就推定诗篇起源于舜的时代。按《舜典》一篇，近人考证以为源出周人，而不是虞舜时代的作品。但从郑玄以来，汉魏六朝学者每每喜欢在古书里搜罗实例，证明虞舜以前已经有诗。刘勰所根据的书，如《吕氏春秋》、《周礼》、《古文尚书》、《庄子天下篇》、《孔子家语》等，都是比较晚出的；而且他所注意的，除去葛天乐辞以外，都是帝王家的诗篇，而对于作为诗之起源的民歌不够重视，这显然是严重的缺点。
《宋书谢灵运传论》：「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因为人的感情受到外物的刺激，会发生喜怒哀乐的变化，就需要表现为诗歌，来发抒自己的胸怀。就在远古时代，情况和后代也是一样的。那么说起来，诗歌随着语言，随着人的情感而同时产生，它的来源是很远的。祗是在殷周以前的诗歌遗文，已经看不到了。而先秦诸子所纪载的，或者经史所留传的，大半是出于依托。像沈约这种多闻阙疑的精神，是比刘勰更切合实际的。
以上为第二段，解释诗的名义并论诗歌的起源。
自商暨周，《雅》《颂》圆备〔一〕，四始彪炳〔二〕六义环深〔三〕，子夏监绚素之章〔四〕，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五〕。
〔一〕 斯波六郎：「范氏谓『圆备』为『周备』之讹，但与下文之『亦云周备』重复。『圆通』（《论说》、《封禅》）、『圆合』（
《镕裁》）、『圆览』（《总术》）、『圆照』（《知音》）、『圆该』（《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