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论诠配之难，最为昭。而其论旨，则本之刘勰。盖记一事而涉数人，述一事而分见数传，欲其无所复重。免于不周，则属甚难，亦为纪传之史之所短。刘勰故特表而出之，亦举重略轻之旨也。」
《春觉斋论文流别论》七：「化编年为列传，成正史之传体，其例实创自史迁。而刘彦和虑其『事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之数语者，可谓深明史体。邵泰衢《史记疑问》谓《功臣表》汉九年吕泽已死，而《留侯世家》汉十一年不应又有吕泽。叶荣甫曰：『《史》《汉》并称良史，乃其中有分一人为二人，合二人为一人者。如伯益、伯翳一人尔（见《郑语》及《后汉地志》），《史记》于《陈杞世家》之末乃云：「伯翳之后分为秦。」又云：「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分。」是以翳、益为二人也。阚止、子我一人尔（见《传》哀六年杜预注及《史记齐世家》贾逵注），《史记》于《田氏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阚止之宗人。」又云：「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阚止。」是又以一人为二人。』诸如此类，仁和梁玉绳《史记质疑》中言之指不胜屈，即所谓同异难密者也。至于同归一事，则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愚按此着史公似有专长，能于复中见单，令眉目皎然，不至于淆乱。但以樊、郦、滕、灌四传论之，四人悉从高帝，未赏特将，为功多同，史公颇患其溷，故于四传中各异其书法以别之（以下举例从略）。四人皆从高帝，虽有分功之事，而序事能各判其人，此谓因事设权者也。」
〔八〕 范注：「《后汉书张衡传》：『衡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章怀注曰：『《衡集》其略曰：「《易》：宓戏氏王天下，宓戏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又一事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
《疏证》：「衡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即衡所摘《汉书》之舛滥也。」
〔九〕 范注：「《晋书傅玄传》：『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严可均《全晋文》有《傅子》辑本，无论《后汉》尤烦之文。惟《史通核才》篇引傅玄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三史，谓《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其评断惜亡佚不可考。」
《疏证》：「详《史通》所引傅玄之语，即本传所谓『撰论三史故事，详论得失』。其评论《东观汉记》之语，又殆所谓『讥后汉之尤烦』者也。」
以上为第四段，提出对编写史书的任务和要求，强调征圣、宗经，并提出「总会」和「诠配」之难。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一〕荀况称：「录远略近。」〔二〕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三〕。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四〕，穿凿傍说〔五〕，旧史所无，我书则传〔六〕，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七〕。
〔一〕 黄注：「《汉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注：『公羊子，齐人。师古曰：名高。』《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
《疏证》：「此言述远之史难于征信，应阙疑为贵也。所见异辞三语，《公羊传》凡三见：一见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下；一见桓公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下；一见哀公十四年结尾数语。何氏《解诂》云：『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依何氏所诂，则知《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已分为三期。即：第一期为传闻期，第二期为所闻期，第三期为所见期。所见期最详最确，然犹不免异辞，况为所闻期，或远而为传闻期乎？盖去吾愈远，则异辞愈多，而愈难信。故刘勰有『追述远代，代远多伪』之言也。」
〔二〕 《校注》：「《荀子非相》篇：『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舍人所称，当即此文。然意义适与之反，且与本段亦相舛驰。岂传写有误邪？《史通烦省》篇亦作『录远略近』，浦二田《通释》卷九已论及之矣。」
《疏证》：「《史通烦省》篇云：『昔荀卿有云：录远略近，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患者久矣。』其文亦同《文心》。今浦氏《通释》本改为『远略近详』。且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