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将由班固之书，人知之；究刘氏之业，当参以司马迁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马迁所谓序次六家，条辨学术同异，推究利病，本其家学，（司马谈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以为六家。）尚已。纪首推本《尚书》，（《五帝本纪赞》。）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传首推本《诗》《书》所阙，至於虞夏之文，（《伯夷列传》。）皆著录渊源所自启也。其於六艺而後，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官晏、屈原、虞卿、吕不韦诸传，论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辞，颉颃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古人命意标篇，俗学何可绳尺限也？刘氏之业，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礼》；至若叙录之文，则於太史列传，微得其裁。盖条别源流，治百家之纷纷，欲通之於大道，此本旨也。至於卷次部目，篇第甲乙，虽按部就班，秩然不乱，实通官联事，交济为功。如《管子》列於道家，而叙小学流别，取其《弟子职》篇，附诸《尔雅》之後；则知一家之书，其言可采，例得别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书在道家。）《苏子》、《蒯通》，纵横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录於兵法权谋之部次，冠冕孙吴诸家，则知道德兵谋，凡宗旨有所统会，例得互见也。夫篇次可以别出，则学术源流，无阙间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见，则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之患也。学术之源流，无阙间不全；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则《周官》六卿联事之意存，而太史列传互详之旨见。（如《货殖》叙子贡，不涉《弟子列传》。《儒林》叙董仲舒、王吉，别有专传。）治书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删《辑略》，而刘氏之绪论不传；（《辑略》乃总论群书大旨。）省部目，而刘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刘氏之重见者而归於一。）於是学者不知著录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於大道，（《庄子 天下》篇亦此意也。）而徒视为甲乙纪数之所需；无惑乎学无专门，书无世守，转不若巫祝符、医士秘方，犹有师传不失之道也。郑樵《校雠》之略，力纠《崇方》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讥焉。然郑氏未明著录源流，当追官《礼》，徒斤斤焉纠其某书当甲而误乙，某书宜丙而讹丁。夫部次错乱，虽由家法失传，然儒杂二家之易混，职官故事之多歧，其书本在两可之间，初非著录之误。如使刘氏别出互见之法，不明於後世，虽使太史复生，扬雄再见，其於部次之法，犹是茫然不可统纪也。郑氏能讥班《志》附类之失当，而不能纠其并省之不当，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观後人之著录，有别出《小尔雅》以归《论语》者，（本《孔丛子》中篇名。《隋 经籍志》别出归《论语》。）有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者。（本《大戴礼》篇名。《文献通考》别出归时令。）是岂足以知古人别出之法耶？特忘其所本之书，附类而失其依据者尔。《嘉瑞记》既入五行，又互见於杂传；（《隋书 经籍志》。）《西京杂记》既入故事，又互见於地理；（《唐书 艺文志》）是岂足以知古人互见之法耶。特忘其已登著录，重复而至於讹错者尔。夫末学支离，至附类失据，重复错讹，可谓极矣。究其所以歧误之由，则理本有以致疑，势有所以必至。徒拘甲乙之成法，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别出、所以互见者，析其精微，其中茫无定识，弊固至乎此也。然校雠之家，苟未能深於学术源流，使之徒事裁篇而别出，断部而互见，将破碎纷扰，无复规矩章程，斯救弊益以滋弊矣。是以校雠师法，不可不传，而著录专家，不可不立也。
州县志乘艺文之篇，不可不熟议也。古者行人采书，太史掌典，文章载籍，皆於於上；故官司所守之外，无坟籍也。後世人自为书，家别其说，纵遇右文之代，购典之期，其能入於秘府，领在史官者，十无七八，其势然也。文章散在天下，史官又无专守，则同文之治，惟学校师儒得而讲习，州县志乘得而部次，著为成法，守於方州，所以备轩之采风，待秘书之论定；其有奇讶不衷之说，亦得就其闻见，校雠是正；庶几文章典籍，有其统宗，而学术人心，得所规范也。昔蔡邕正定石经，以谓四方之士，至有贿改兰台漆书，以合私家文字者，是当时郡国传习，与中书不合之明徵也。文字点画，小学之功，犹有四方传习之异，况纪载传闻，私书别录，学校不传其讲习，志乘不治其部次，则文章散著，疑似两淆，後世何所依据而为之考定耶？郑樵论求书之法，以谓因地而求，因人而求，是则方州部录艺文，固将为因地因人之要删也。前代搜访图书，不悬重赏，则奇书秘策，不能会萃；苟悬重赏，则伪造古逸，妄希诡合；三坟之《易》，古文之《书》，其明徵也。向令方州有部次之书，下正家藏之目，上借中秘之徵，则天下文字，皆著籍录；虽欲私锢而不得，虽欲伪造而不能，有固然也。夫人口孳生，犹稽版籍；水土所产，犹列职方。况乎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绪之所流传，不於州县志书，为之部次条别，治其要删，其何以使一方文献无所阙失耶？
○和州志政略序例
夫州县志乘，比於古者列国史书，尚矣。列国诸侯开国家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