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流别》，（挚虞有《文章流别传》。）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
今即《文选》诸体，以徵战国之赅备。（挚虞《流别》，孔逭《文苑》，今俱不传，故据《文选》。）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徵偶，《连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暧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於梁王，江淹陈辞於建平，苏秦之自解忠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生，儆时君也。（屈原上称帝喾，中述汤、武，下道齐桓，亦是。）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申、陵之盛举也。东方、司马，侍从於西京，徐、陈、应、刘，徵逐於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遇有升沉，时有得失，畸才汇於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於《诗》、《骚》，古今一也。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後世之文体备，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详见外篇《校雠略 著录先明大道论》。）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然而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闳肆焉，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论语》记曾子之没，吴起尝师《曾子》，则《曾子》没於战国初年，而《论语》成於战国之时明矣。）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鬻子》、《晏子》，後人所。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後人缀辑，详《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阴符》，医家之有《黄帝素问》，农家之《神农》、《野老》，先儒以谓後人伪撰，而依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於圣人，苟无微言要旨之授受，则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述六艺旧典，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於前。）实非有所伪也。然则著述始专於战国，盖亦出於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战国也。
○诗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敢问文章之用，莫盛於《诗》乎？曰：岂特三代以後为然哉？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夫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惟於声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诗》、《书》，《书》阙有间，而《诗》篇无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胜於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於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於声诗，乐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变也。（名、法、兵、农、阴阳之类，主实用者，谓之专门治术，其初各有职掌，故归於官，而为礼之变也。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主虚理者，谓之百家驰说。其言不过达其情志，故归於诗，而为乐之变也。）战国之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六艺为《官礼》之遗，其说亦详外篇《校雠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然而独谓《诗》教广於战国者，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说之言多。後世专门子术之书绝（伪体子书，不足言也。）而文集繁，虽有醇驳高下之不同，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体，皆备於战国，而《诗》教於斯可谓极广也。学者诚能博览后世文之集，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庶几有立而能言，（学问有主即是立，不尽如朱子所云肌肤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与闻学《诗》学《礼》之训矣。
学者惟拘声韵为之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