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李吉甫、韦处厚所为《国计》之簿，（李吉甫《元和国计簿》十卷，韦处厚《太和国计》二十卷。）丁谓、田况所为《会计》之录，（丁谓《景德会计录》六卷，田况《皇会计录》六卷。）则仿《周官》司会所贰，书契版图之制也。杜佑、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会要》，则掌故汇编；其中首重食货，义取综核，事该古今；至於麻缕之微，铢两之细，不复委折求尽也。赵过均田之议，李翱《平赋》之书，则公牍私论，各抒所见；惟以一时利病，求所折衷，非复史氏记实之法也。夫令史簿录，猥琐无文，不能传世行远；文学掌故，博综大要，莫能深鉴隐微；此田赋之所以难明，而成书之所以难觏者也。古者财赋之事，征於司徒，（载师属大司徒。）会於太宰。（司会属太宰。）太宰制三十年为通九式，均节九赋，自祭祀宾客之大，以至刍秣匪颁之细，俱有定数，以其所出，准之以其所入；虽欲於定式之外，多取於民，其道无由。此财赋所以贵簿正之法也。自唐变租庸调而为两税，明又变两税而为一条鞭法，势趋简便，令无苛扰，亦度时揆势，可谓得所权宜者矣。然而存留供亿诸费，土贡方物等目，佥差募运之资，总括毕输，便於民间，使无纷扰可也。有司文牍，令史簿籍，自当具录旧有款目，明著功令所以并省之由，然後折以时之法度；庶几计司职守，与编户齐民，皆晓然於制有变更，数无增损也。文移日趋简省，而案牍久远无徵，但存当时总括之数，不为条列诸科，则遇禁网稍弛，官吏不饬於法，或至增饰名目，抑配均输，以为合於古者惟正之贡，孰从而议其非制耶？
夫变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缘法以为奸，文案之功，或不能备，图史所以为经国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胜；独州县志书，方隅有限，可以条别诸目，琐屑无遗，庶以补国史之力之所不给也。自有明以来，外志纪载，率皆猥陋无法；至於田赋之事，以谓吏胥簿籍，总无当於文章钜丽之观，遂据见行案牍，一例通编，不复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卮无当，谁能赏其华美者乎？明代条鞭之法，定於嘉靖之年，而和州旧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鸾《州志》而止。当时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即用新法，尽削旧条，遂使唐人两税以来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门论议，官府文移，有关田赋利病，自当采入本书；如班书叙次晁错《贵粟》之奏入《食货志》，贾让《治河》之策入《沟洫志》，庶使事显文明，学归有用。否则裁入本人列传，便人参互考求，亦赵充国《屯田》诸议之成法也。近代志家类皆截去文词，别编为艺文志；而本门事实，及本人行业，转使扩落无材。岂志目大书专门，特标义例，积成卷轴，乃等於匏瓜之悬，仰而不食者耶？康诰旧志，略窥此风。後来秉笔诸家，毅然删去，一而至再，无复挽回，可为太息者也！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遗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後，具录颠末，编次为书。其康诰《均田》之议，实有当於田赋利病；他若州中有关田赋之文，皆采录之，次於诸条之後；兼或采入列传，互相发明，疑者阙之。後之览者，或有取於斯焉。
○和州志艺文书序例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於书，书守之官。天下之术业，皆出於官师之掌故，道艺於此焉齐，德行於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师法者也。不为官师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後，文字不隶於职司，於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盖泛滥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纷然矣。（六经皆属掌故，如《易》藏太卜，《诗》在太师之类。）书既散在天下，无所统宗，於是著录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势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录以来，学者视为纪数簿籍，求能推究同文为治，而存六典识职之遗者，惟刘向、刘歆所为《七略》、《别录》之书而已。故其分别九流，论次诸子，必云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失而为某事之敝，条宣究极，隐括无遗。学者苟能循流而溯源，虽曲艺小数，讠皮辞邪说，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说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与不至焉。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趋之，莫或歧也。言语文章，胥归识职，则师法可复，而古学可兴，岂不盛哉？韩氏愈曰：“辨古书之正伪，昭昭然若黑白分。”孟子曰：“讠皮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夫欲辨古书正伪，以几於知言，几於多闻择善，则必深明官师之掌，而後悉流别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刘氏著录，所以为学术绝续之几也。不能究官师之掌，将无以条流别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则天下学术，无所宗师。“生心发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断断如也。然而涉猎之士，方且炫博综之才；索隐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见；以为区区著录之文，校雠之业，可以有裨於文事，噫！其惑也。
六典亡而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