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考衡门之旨也。嗣是温歧、韩稍及闺，然乐而不淫，哀而不怨，亦犹是蔓草В梅之意。至柳耆卿、黄山谷辈，然后多出于亵狎，是岂长短句之正哉。”［诒］案，谓长短句发源于诗可也，谓今之长短句即古之诗不可也。今之诗尚非古之诗，何况于词。引孔氏正义谓诗有一二字及八九字，即词所本。究之诗中之一二字八九字甚少，而一代有一代之乐，正后人之善变，非墨守磨驴陈迹也。又云：“国朝念诗乐失传甚久，命儒臣取三百篇谱之，著以四上五六诸音，列以琴瑟箫管之器，于是三百篇，皆可奏之乐部。今之词，苟使伶人审其阴阳平仄，节其太过，而剂其不足，安有不可入乐之词。可入乐，即与诗之入乐无异也。是词乃诗之苗裔，且以补诗之穷，余故表而出之。以为今之词即古之计，即孔氏之谓长短句。”［诒］按，三百篇入乐，乃以音就字，以上四工尺之音，就平上去入之字，其节奏无考，其格调难寻，即所为听古乐而恐卧者。若唐宋人之词，则皆知律吕者为之，所谓今乐也。有音节可考，又有律、有腔、有五音十二宫，由音生字，与以音就字者不同。若少在律者所作之词，虽师旷复生，亦难入乐。调错句讹，字脱音梗，改不胜改，势必另作而后可，岂伶人之事乎。今人之词，皆可入药，似非通论。
○万树未探词皆可歌之源
朱竹先生群雅集序云：“用长短句制乐府歌词，由汉迄南北朝皆然。唐初以诗被乐，填词入调，则自开元天宝始。逮五代十国，作者渐多，有花间、尊前、家宴等集。宋之太宗，洞晓音律，制大小曲及因旧曲造新声，施之教坊舞队，曲凡三百九十，又琵琶一曲，有八十四调。仁宗于禁中度曲时，有若柳永，徽宗大晟名乐时，有若周邦彦、曹组、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明于宫调，无相夺伦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词，虽道学如朱仲晦、真希元，亦能倚声中律吕，而姜夔审音尤精。终宋之世，乐章大备，四声二十八调，多至十余曲，有引，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赚，有歌头，有促迫，有摊破，有摘遍，有大遍，有小遍，有转踏，有转调，有增减字，有偷声。惟因刘所编燕乐新书失传，而八十四调图谱不见于世，虽有歌师板师，无从知当日之琴趣箫笛谱矣。楼上舍俨曰：“诗变为词，词变为曲，历世久远。声律之分合，均奏之高下，音节之缓急过渡，既不得尽知，至若作者才思之浅深，不系文字之多寡。顾世之作谱者，类从归自谣铢累寸积，及于莺啼序而止。以字之长短分调，安能各得其所。莫如论宫调之可知者叙于前，余以时代先后为次，斯世运升降，可以观焉。”予曰：“旨哉，当以段安节乐府杂录、王灼碧鸡漫志及宋元高丽诸史所载调存词佚者，具载之。并以张炎、沈伯时乐府指迷冠于首，学者睹此，若大水之涉津梁焉。”［诒］案：此序于词之源流派别，最为明晰。盖自诗变为乐府，词与曲本不分，无不可入乐之词。缘作者不明律吕，所作之词不入调，而语则甚佳，读者不能割爱，于是以不可度之腔谓之词，即以可唱之词别名为曲，而词曲遂分。故宋人之知律吕者，词皆可歌也。至后之人，则曲亦有不可歌者矣。而因曲语之妙，则亦流传而不废。万红友词律虽校勘功深，实未探乎词皆可歌之源。而于不可歌之词，斤斤于上去之必不可误，平仄之必不可移，增一字为一体，减一字又为一体，并不知何调为宫为商。毋亦自昧其途，而示人以前路乎。夫词至于不可歌，则失调之曲，长短句之诗，杜陵、香山新乐府之变耳。增一字可，减一字亦可，上与去何所别，平与仄何所分，读之顺口即佳。似诗非词，似曲亦非词，作者神明之可也。
○万树不明宫调
莲子居词话云：“万红友当葛榛苦之时，为词宗护法，可谓功臣。旧谱编类排体，以及调同名异，调异名同，乖舛蒙混，毋庸议矣。其余段落、句读、平仄间，犹多模糊，词律一一订正，辨驳极当。所论上去入之声，上入可替平，去则独异，而其声激励劲远，转折跌宕，全在乎此，本之伯时。煞尾字必用何音方为入格，本之挺斋。皆造微之论。”［诒］案：红友开辟榛莽，二百年来填词家恪遵矩，一洗明人之荒谬。近时讲求益密，乃有摘其疵，补其罅漏者，其草昧之功不可没也。惜不明宫调，仅从四声斤斤比较，究非探源星宿耳。
○词不应舍五音而讲四声
香研居词尘，歙方成培撰。深明音律之源，语多可采。原词之始云：“古者诗与乐合，而后世诗与乐分，古人缘诗而作乐，后人倚调以填词。古今若是其不同，而钟律宫商之理，未尝有异也。自五言变为近体，乐府之学几绝。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被之管弦，如阳关必至三叠而后成音，此自然之理。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故词者，所以济近体之穷，而上承乐府之变也。”又宫调发挥云：“宋时知音者，或先制腔而后实之以词，如杨元素先自制腔，张子野、苏东坡填词实之，名劝金船，范石湖制腔，而姜尧章填词实之，名玉梅令之类是也。或先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之以律，定其宫调，命之以名，如姜尧章长亭怨自叙所云是也。又有所谓犯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