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为诗论也。与予论合者,惟张沧洲亨父、谢方石鸣治。亨父已矣,方石亦归老数千里外。知我罪我,世固有君子存焉,当何如哉?
唐诗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诘足称大家。王诗丰缛而不华靡,孟却专心古澹,而悠远深厚,自无寒俭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则孟为尤胜。储光羲有孟之古而深远不及岑参,有王之缛而又以华磨掩之。故杜子美称“吾怜孟浩然”,称“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储岑,有以也夫。
观《乐记》论乐声处,便识得诗法。
作诗不可以意徇辞,而须以辞达意。辞能达意,可歌可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後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
诗贵不经人道语。自有诗以来,经几千百人,出几千万语,而不能穷,是物之理无穷,而诗之为道亦无穷也。今令画工画十人,则必有相似,而不能别出者,盖其道小而易穷。而世之言诗者,每与画并论,则自小其道也。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人但知其能道羁愁野况於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象具足,始为难得。若强排硬叠,不论其字面之清浊,音韵之谐舛,而云我能写景用事,岂可哉?
诗与文不同体,昔人谓杜子美以诗为文,韩退之以文为诗,固未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长独到之处。近见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为诗,则毫厘千里,终其身而不悟。然则诗果易言哉?
“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开口便自黏带,已落第二义矣。所谓“烧却活和尚”,正不须如此说。
长篇中须有节春天,有操,有纵,有正,有变。若平铺稳布,虽多无益。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回视诸作,皆在下风。然学者不先得唐调,未可遽为杜学也。
“月到梧桐上,风来杨柳边。”岂不佳?终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有何深意?却自是诗家语。
陈公父论诗专取声,最得要领。潘祯应昌尝谓予诗宫声也,予讶而问之,潘言其父受于乡先辈曰:“诗有五声,全备者少,惟得宫声者为最优,盖可以兼众声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诗为宫,韩退之之诗为角,以此例之,虽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声於诗,不过心口相语,然不敢以示人。闻潘言,始自信以为昔人先得我心,天下之理,出於自然者,固不约而同也。赵捴谦尝作《声音文字通》十二卷,未有刻本。本入内阁而亡其十一,止存总目一卷,以声统字,字之於诗,亦一本而分者。於此观之,尤信。门人辈有闻予言,必让予曰“莫太泄漏天机”,否也!
国初诸诗人结社为诗,浦长源请入社,众请所作。初诵数首皆未应,至“云边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并加赏叹,遂纳之。(一擎按:“云边”二语,《宋诗纪事》作鬼诗,《明诗选》作童轩诗。)
林子羽《鸣盛集》专学唐,袁凯《在野集》专学杜,盖皆极力摹拟,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题目亦效之,开卷骤视,宛若旧本。然细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尔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宣德间有晏鐸者,选本朝诗,亦名《鸣盛诗集》。其第一首林子羽《应制》曰:“堤柳欲眠唤起,宫花乍落鸟衔来。”盖非林最得意者,则其他所选可知。其选袁凯《白燕》诗曰:“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曰:“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亦佳。若《苏李泣别图》曰:“犹有交情两行泪,西风吹上汉臣衣。”而选不及,何也?
律诗对偶最难,如贾浪仙“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至有“两句三年得”之句。许用晦“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皆有感而後得者也。戴石屏“夕阳山外山”,对“春水渡傍渡”亦然。若晏元献对“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尤觉相称耳。
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於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
《元诗体要》载杨廉夫《香奁》绝句,有极鄙亵者,乃韩致光诗也。
质而不俚,是诗家难事。乐府歌辞所载《木兰辞》,前首最近古。唐诗,张文昌善用俚语,刘梦得《竹枝》亦入妙。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遂失之浅俗。其意岂不以李义山辈为涩僻而反之?而弊一至是,岂古人之作端使然哉?
古歌辞贵简远,《大风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壮,语短而意益长。《弹铗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饮恨之意。後世穷技极力,愈多而愈不及。予尝题柯敬仲墨竹曰:“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简更难。君看萧萧祇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画法与诗法通者,盖此类也。
刘会孟名能评诗,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诘李长吉诸家,皆有评。语简意切,别是一机轴,诸人评诗者皆不及。及观其所自作,则堆叠饾饤,殊乏兴调。亦信乎创作之难也。
国初称高杨张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