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王摩诘诗，好处在无世俗之病。世俗之病，如恃才骋学，做身分，好攀引，皆是。刘文房诗，以研炼字句见长，而清赡闲雅，蹈乎大方。其篇章亦尽有法度，所以能断截晚唐家数。高诗，《两唐书本传》并称其“以气质自高”。今即以七古论之，体或近似唐初，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高常侍、岑嘉州两家诗，皆可亚匹杜陵。至岑超高实，则趣尚各有近焉。元道州著书有《恶圆》、《恶曲》等篇，其诗亦一肚皮不合时宜。然刚者必仁，此公足以当之。
孔门如用诗，则於元道州必有取焉，可由“思狂狷”知之。“独挺於流俗之中，强攘於已溺之後”。元次山以此序沈千运诗，亦以自寓也。次山诗令人想见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其疾官邪、轻爵禄，意皆起於恻怛为民，不独《舂陵行》及《贼退示官吏》作，足使杜陵感喟也。元、韦两家皆学陶。然苏州犹多一“慕陶直可庶”之意，吾尤爱次山以不必似为真似也。韦苏州忧民之意如元道州，诚观《高陵书情》云：“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
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此可与《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并读，但气别婉劲耳。钱仲文、郎君胄大率衍王、孟之绪，但王、孟之浑成，非钱、郎所及。王、孟及大历十子诗，皆尚清雅，惟格止於此而不能变，故犹未足笼罩一切。诗文一源。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昌黎《赠张籍》云：“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尝。”儒者之言，所由与任达者异。太白诗多有羡於神仙者，或以喻造世之志，或以喻死而不亡，俱不可知。
若昌黎云：“安能从汝巢神山。”此固鄙夷不屑之意，然亦何必非寓言耶？昌黎诗陈言务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山石》一作，辞奇意幽，可为《楚辞招隐士》对，如柳州《天怼》例也。昌黎七古出於《招隐士》，当於意思刻画、音节遒劲处求之。使第谓出於《柏梁》，犹未之尽。“若使乘酣骋雄怪”，此昌黎《酬卢夫望秋作》之句也。统观昌黎诗，颇以雄怪自喜。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是以言各有当也。
昌黎自言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余谓其取友亦然。观其《寄卢仝》云：“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荐孟郊云：“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以卢、孟之诗名，而韩所盛推，乃在人品，真千古论诗之极则也哉！昌黎《送孟东野序》称其诗以附於古之作者。《荐士》诗以“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目之。又《醉赠张秘书》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芳。”韩之推孟也至矣。後人尊韩抑孟，恐非韩意。昌黎、东野两家诗，虽雄富清苦不同，而同一好难争险。
惟中有质实深固者存，故较李长吉为老成家数。孟东野诗好处，黄山谷得之，无一软熟句；梅圣俞得之，无一热俗句。陶、谢并称，韦、柳并称。苏州出於渊明，柳州出於康乐，殆各得其性之所近。韦云“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语。柳云“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是骚人语。刘梦得诗稍近径露，大抵骨胜於白，而韵逊於柳。要其名隽独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尊老杜者病香山，谓其“拙於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蓦涧”，似也。
至《唐书白居易传赞》引杜牧语，谓其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此文人相轻之言，未免失实。白香山与元微之书曰：“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诗，独善之义也。”余谓诗莫贵於知道，观香山之言，可见其或出或处，道无不在。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
颂其诗，顾可不知其人乎？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貌。其後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较无窠臼与？诗有借色而无真色，虽藻缋实死灰耳。李义山是绚中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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