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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一斋诗话 [清] 潘德舆
●卷一
“诗言志”，“思无邪”，诗之能事毕矣。人人知之而不肯述之者，惧人笑其迂而不便於己之私也。虽然，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诗，物之不齐也。“言志”、“无邪”之旨，权度也。权度立，而物之轻重长短不得遁矣；“言志”、“无邪”之旨立，而诗之美恶不得遁矣。不肯述者私心，不得遁者定理，夫诗亦简而易明者矣。
言志者必自得，无邪者不为人。是故古人之诗，本之於性天，养之以经藉，内无怵迫苟且之心，外无夸张浅露之状；天地之间，风日月，人情物态，无往非吾诗之所自出，与之贯输於无穷。此即深造自得，居安资深，左右逢原之说也，不为人故也。後世之士，若不为人，则不复学诗；搦管之先，求胜人，多作之後，遂思传世，虽久而成集，阅之几无一言之可存。何也？彼原未尝学诗也。分曹咏物之作，酬和叠韵之体，谀颂悦人之篇，考古之制，穷工极巧，イ漫浩汗，何益於身心，何裨於政教？作者诩能手，诵者称国工，名家不能扫除，馀子倚为活计，纷纷籍籍，皆孔子所谓为人者也。此乌得有自得之一时，使人一唱三叹讽寻不置哉！难者曰：“为己自得，圣学也，学诗必要诸圣，不迂则僭。”曰：“子知诗宜辨雅俗乎？”曰：“知之。”曰：“知之则无疑予言之迂且僭也。夫所谓雅者，非第词之雅驯而已；其作此诗之由，必脱弃势利，而後谓之雅也。今种种斗靡骋妍之诗，皆趋势弋利之心所流露也。词纵雅而心不雅矣，心不雅则词亦不能掩矣。不雅由於为人而不自得，然则子欲画雅俗之界，舍为己自得之说，又何从辨之？《三百篇》、汉人之诗，委巷妇孺，亦厕其中，彼岂尝探讨圣学者，特其诗不为人而自得，故足传诵耳。子於此求之，则知予非好作头巾语矣。不审乎此，而震惊时俗之同然，依傍他人之门户，无志无识，终於苟焉耳。何诗之可言！”
仕而不知为人，学而不知为己，本是通病，何责於诗？即以诗论，此病亦不起於一时。西晋以降，陆机、谢灵运、颜延年辈为已斗靡骋妍，求悦人而无真气。一千五百年来，相沿相袭，虽有超世复古之士，不能尽涤悦人之念，则亦不能尽洗斗靡骋妍之诗，而又何慨焉！虽然，传之愈久，则正之愈难，正之愈难，则挽回之心愈不可已。此吾所以不量其力，发愤抒词，甘受人之笑骂而不顾也。
阿谀诽谤，戏谑淫荡，夸诈邪诞之诗作而诗教熄，故理语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出理外。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禅宗之馀唾，非风雅之正传。
《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神理竟境者何？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四也。不学《三百篇》，则虽赫然成家，要之纤琐摹拟，浅尽而已。今人之所喜，古人之所笑也。汉、唐人不尽学《三百篇》，然其至高之作，必与《三百篇》之神理意境ウ合，而後可以感人而传诵至今。夫才高者，尚可ウ合，而何不可学之有哉！东坡先生教人作诗曰：“熟读《毛诗国风》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王伯厚曰：“《新安吏》：‘仆射如父兄。’‘虽则如毁，父母孔迩’，此诗近之。山谷所谓‘论诗未觉《国风》远’也。”王济之曰：“读《诗》至《绿衣》、《燕燕》、《硕人》、《黍离》等篇，有言外无穷之感。唐人诗尚有此意，如‘君向萧湘我向秦’，不言怅别而怅别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莫回’，不言兴亡而兴亡之感溢於言外，最得风人之旨。”愚谓此类甚多，皆《三百篇》可学之证也。
後世诗学之卑，或由见诗太少，或由见诗太多。少见不足论，多见亦是病痛者，盖宋、元以後，流布之集，插架累累，半属浮花浪蕊，而士之学诗以争名者，尤必多取时世能手之诗，勤勤观法，故诗名愈速而诗格乃愈卑。宋人诗曰：“男儿无英标，焉用读书博！”书之博，无救於品之庸，况博读时人之诗哉！亦相率为庸而已矣。
人与诗有宜分别观者，人品小小缪戾，诗固不妨节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恶，则并其诗不得而恕之。故以诗而论，则阮籍之《咏怀》，未离於古；陈子昂之《感遇》，且居然能复古也。以人而论，则籍之党司马昭而作《劝晋王笺》，子昂之谄武而上书请立武氏九庙，皆小人也。既为小人之诗，则皆宜斥之为不足道，而後世犹赞之诵之者，不以人废言也。夫不以人废言者，谓操治世之权，广听言之路，非谓学其言语也。籍与子昂诚工於言语者，学之则亦过矣！况吾尝取籍《咏怀八十二首》、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反覆求之，终归於黄、老无为而已。其言廓而无稽，其意奥而不明，盖本非中正之旨，故不能自达也。论其诗之体，则高拔於俗流，论其诗之义，则浸淫於隐怪，听其存亡於天地之间可矣。赞之诵之，毋乃崇奉忄佥人而奖饰讠皮辞乎！宋人论诗，每以陶、阮并称。不知陶之天机自运，其言平易而昭明，君子之诗也；阮之荒唐隐谲，纯为避祸起见，小人之诗也。尚不逮嵇中散之朴直，何论陶彭泽哉！元人云“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者，亦误也。唐之复古者，始於张曲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