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赐，使同德壹衷，以奉事己。如是，则故主人者遂欣然愿事之乎？抑引为不共天日之仇雠乎？我民族之愿奉满洲政府以立宪也，胡不思此况乎？宪法者，国民之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盖宪法之本旨在伸张国民之权利，以监督政府之行为。彼政府乌有立法以自缚者！即在立宪君主国，其宪法或由政府所规定。然实际仍受国民之指挥。今国民已有指挥政府之权力乎？而敢然言立宪乎？况今之政府，异族之政府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彼惧其族之孤，而虞吾之逼。乃为是以牢笼我，乃遽信之乎？希腊之受制于土耳其也。知求独立而已，不知求土耳其政府之立宪也。比利时之受制于荷兰也，知求独立而已，不知求荷兰政府之立宪也。匈牙利之受制于奥大利也，知求独立而已，而奥大利卒与之立宪，为双立君主国。匈虽绌于力，暂屈从之。然至于今日，犹谋反动。盖民族不同，而因征服之关系，同为国民者，征服者则恒居于优势之地位，而牵制被征服者，俾不得脱其羁绊。而被征服者即甚无耻，亦未有乞丐其沾溉者。非势所不能为，亦义所不当为也。则知满洲政府之立宪说，乃使我民族诚心归化之一妙用，而勿堕其术中也。
深观乎国民之所欢迎立宪说者，其原因甚繁。而其最大者，则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皆幼稚而交相错也。夫国民主义，从政治上观念而发生。民族主义，从种族上之观念而发生。二者固相密接，而决非同物。设如今之政府为同族之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对之只有唯一之国民主义，踣厥政体，而目的达矣。然今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乃国民梦不之觉，日言排满。一闻满政府欲立宪，则冁然喜。是以政治思想克灭种族思想也。岂知其究竟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偿，而徒以种族，供人鱼肉耶？呜呼，种此祸者谁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之妖言惑众也！
康有为之《辩革命书》，一生抱负，在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以为政权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而种族之别，则尤无须乎尔。此其巨谬极戾，余杭章君炳麟已辞而辟之。公理显然，无待赘矣。然康之所说，其根据全在雍正关于曾静、吕留良之狱所著之《大义觉迷录》。不为揭而出之，恐天下犹有不知其心，而误信其言者。兹刺取《大义觉迷录》中康氏书抄袭之语，比较互列于下。《大义觉迷录》有云：“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康氏原书亦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入主中国，古今称之。”又云：“所谓满汉，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此其抄袭者一。《大义觉迷录》有云：“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康氏原书有云：“孔子春秋之义，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其抄袭者二。（康氏平日治《春秋》主《公羊》，斥《左传》为伪传。今为辩护满洲计，则并引其语矣。）《大义觉迷录》有云：“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犭严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夷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自我朝入主中土，并蒙古极边诸部，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之分论乎？”康氏原著亦云：“中国昔从晋时，氐羌鲜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孙遍布中土，多以千亿。又大江南五溪蛮及骆越闽广皆中夏之人，与诸蛮相杂，今无可辨。”又云：“国朝之开满洲、蒙古、回疆、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以逾汉唐而轶宋明。”其抄袭三。呜呼，彼其心岂不以为此我世宗宪皇帝之圣著，为小臣者所宜称述弗衰者耶？尤其甚者！彼雍正仅云：“我朝既为中外臣民之主，不当以华夷而有殊视。”而己未尝自认与吾同种族也。康氏原书乃引《史记》，称匈奴为禹后。遂倡言曰：“满洲种族出于夏禹。”呜呼，非有脑病，谁为斯言！夫匈奴即与我同所自出。然民族要素，非第血系而已。无社会的共同生活，即不能自附同族。至于满洲，则更为匈奴不同族类。匈奴为北狄，而彼为东胡。彼之《蒙古源流》已详言之。大抵华人蒙古人满洲人皆无不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今康有为竟以无端之牵合，而造出满洲种族出于夏禹一语。非有脑病，谁能为此言！至于称颂满政府圣德，谓为“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此虽在满洲人犹将愧骇流汗，掩耳走避，而彼公然笔之于书，以告天下！呜呼，彼真人妖！愿我民族共绂除之，毋为戾气所染！
梁启超更不足道矣！彼其著《中国魂》也，中有句云：“张之洞非汉人也，吾恨之若仇雠也！今上非满人耶？吾尊之若帝天也。”其头脑可想！本此思想，以为伯伦知理之学说（见壬寅《新民丛报》三十八三十九号），于民族主义极力排斥。其第一疑问谓：“汉人果已有新立国之资格否？”夫梁氏之意，岂不以我民族历史上未尝有民权之习惯，故必无实行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