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明（如译壬戌为黑狗之类）。此其习惯之三。夫其习惯之不足言如此。而彼兢兢然保持之者，非以为美也。以之自别于我民族，而使其族人毋忘固有之观念也。此其心事，彼固明言之。王先谦《东华录》内载：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谕阅《太宗实录》，内载崇德元读《金世祖本纪》，谕众云：熙宗合喇及完颜亮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惟恐子孙仍效汉俗，豫为禁约。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肃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正为万世子孙计也。云云。（以上太宗语，乾隆引之。）我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守，循而弗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较猎，时以学习国语，练习骑射，操练技勇，谆切训诲。此欲率由旧章，以传奕祀，永绵福祚。呜呼！此语情见乎辞矣！其为万世子孙计，真不可谓不周矣。彼既累世相传，坚守此旨。故于满洲旧俗，虽至微细，必监督之。乾隆八年，叹满洲旧俗日即废弛。责宗室子弟，食肉不能自割，行走不佩箭袋，有失旧俗。十五年六月癸未，谕：前因宗室等及满洲部院大臣，俱各偷安坐轿，竟不骑马，曾降谕禁止。此欲令伊等勤习武艺，不至有失满洲旧规。今闻有坐车者，与坐轿何异！嗣后只准王等与满洲一品大臣坐轿。其余概令骑马，二十年五月谕：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近日薰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者，尤属恶习。不知其所学者，未造汉人之堂奥，反为汉人所窃笑。此等习气，不可不痛加惩戒！嗣后八旗，总以清语骑射为务。即翰林等，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辈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其谨小慎微，思患豫防，至于如此！然其中尚有宜注意之点。彼一则曰：“学习国语”；再则曰“以清语骑射为务”。夫以满洲人操满洲语，此真天然之事，何待强迫督率之为。则以彼虏自入关以来，悉操北京语，久已忘其固有之语言故也。彼知语言文字为民族之要素，故汲汲欲保守之。且令翰林院必考试满洲文。然丑劣寡用，微特汉人吐弃之，即满人亦不以为意。特为威力所怵，聊事率循而已。至骑射，则关系重要。后将论之。其他习惯，亦多关于强悍之俗。彼之主张保守，非无故也。夫北魏孝文帝自恧虏俗，刻意模范汉人风化，迁都洛阳，粉饰汉制。其结果，胡虏悉同化于我民族。迨乎隋唐，畛畦悉泯。无他，忘故我之观念，而与他族相混于无形也。满洲人保守其习惯也，是欲永保其固有之民族，以翘乎我民族之上，不可忽也。
（乙）发皇其所长 满俗无所长，其所长惟骑射。彼之得志，皆由狂噬死咋而来。故日谋宝有而精进之。观上所述诸论可证也。而彼惟利用所长，故得钤制我民族，使无生气。因之于吾历史上留万年之大纪念曰：满洲自人寇以来，凡兵权悉操于彼族，而我民族无与焉。呜呼，吾不能不叹满人设计之工也！夫以兵权悉操于彼族之手，则生杀屠醢，一惟其命。故以少数之民族，制多数民族而有余。彼于一方，则利我民族之文弱，务求柔其骨而{艹尔}其神者。既以科举愚之矣，又开博学鸿词科，求天下图书，储之四库，使儒臣从事校勘，使之益近于文柔。至于武事，则不复齿之。乾隆之于汉臣，口吻尤刻。于陈宏谋之转粮不力也，则曰：彼系汉人，不必责以有勇智。于陈世倌之言兵事也，则曰：彼汉文臣，乃敢言兵事，其志可嘉（皆见《东华录》）！其侮弄如此。于一方面，则重满人之兵权。凡国家之军政组织，全部属之。其用意所在，固至易明。盖两民族相遇，一尚文柔，一尚强武，比其格格不相入，而必不能同化，无待言者。而强者摧柔，又其必然之理。故彼族首重此。以为如是，则不独有以自异于我民族，且足以凌制驯伏我民族而有余也。故其兵制，则重驻防，重禁旅，而不重绿营。魏源《圣武记》有云：八旗有禁旅，有驻防。禁旅八旗，满洲兵八万，并蒙古汉军共十万。其人则皆东海扈伦诸部落。无在黑龙江北，宁古塔东者。其汉军亦无远在山海关以内者。若夫驻防之兵，则即八旗佐领中之余丁，佐领外之新附，随时编籍，人无定额，散处辽河东西诸城。无事射猎耕屯，有事驰驱甲胄。故天命十一年攻宁远时，兵已十三万。崇德中，远蹂燕蓟，随近摧宁锦，旁挞朝鲜、蒙古，用兵常十余万。而入关以后，以之内卫京师，外驭九服四夷。观此，其兵制可略见矣。是以入关以来，凡有战役，皆以防任之。彼其心，不第不望绿营之强也，实且利绿营之弱。即间有一二征伐，资绿营之力者，然终不以为正师也。惟康熙禁旅驻三藩之役，有小例外。盖其时为满族与我民族交战。彼满人者，既深忌我，复深畏我。惧其悉趋于三藩，而并力以敌己也。故谋有以离间而利用之。为手谕以诏绿营诸将曰：从古汉人叛乱，只用汉兵剿平，岂有满兵助战！于是，一时赵良栋、施琅、李之芳、傅宏烈诸民贼，争刈同种以媚异族，而三藩遂戡。此其间出于政策也。至于典兵之臣，则几满族所专有。其初皆以亲王为统帅。睿礼郑豫肃勤等是也。康熙时，尚仍此制。三藩之役，则安康简等也。西北用兵，亦屡以皇子将之。至雍正以后，始不尽然。汉人之司军柄者，惟年羹尧、岳钟琪二人。然年旋被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