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英国君王后金刚钻喜，皆游晏各部，听民纵观，亲加劳慰，其时举国之民，欢忭感泣，人人有载主死敌，奋不自顾之心，识者皆谓其民为可用。夫中国之民，爱主之心，亦犹是也，特陛下忽而远之，故隐而不见耳。一朝振之，其气百倍，敌国见此，自生戒心。夫使四百兆之人，皆爱陛下，则陛下何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哉？此为至计，不可忽也。
三曰破把持之局。臣闻国家变法之时，其难有二：一曰抑侥幸之门；一曰破把持之局。侥幸者，自新进而言之也。把持者，自守旧而言之也。然而抑侥幸难矣，破把持尤难。何以知其然也？国家当奋发有为之时，势不能不开功名之门，破常格以待非常之士。彼侥幸者，中无所有也，而有意于天子之爵禄，于是则广交游谈，甚者或拜私门，行苞苴以规进取。虽然，进取矣，使其人之甚不肖，则受者难之，而言者或揭其短，抑或负乘而败，则必无幸矣。故抑之虽难而实易也。至于把持之局之难破，则自古而已然。侥幸者，皆小人也，而把持之中，不无君子。但使其人不知当世之务，不审理势之真，则奋其偏见，皆可与为治者力争，虽刑黜有所不顾，其所备引者，动缘祖宗之法制，贤圣之遗文，而人君之所宜法守者也。且人情常乐因循而惮改作，故其持论和平者常多。及其既多，则虽以人君之权，有不能与臣下争胜者矣。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可谓英主之壮图，然与其臣公孙成往复十余周而后得行其意。宋王安石之新法，虽行之不皆合于道，然亦救时不得已之计也，乃一时为之助而匡辅者少，为之攻而排击者多，于是党论纷淆，而宋治亦不振矣。然此犹是君子之把持也，其害国如此。至于小人之把持，则其术尤工，而其害有不胜偻指者矣。大抵君子之把持，生于智虑之有所不周，意见之有所偏激；而小人之把持，则出于营私自利而已矣。
国家承平既久，则无论为中为外，举凡一局一令，皆有缘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丛，则其中之收利者愈众，一朝而云国家欲变某法，则必有某与某者所收之利，与之偕亡。尔乃构造百端，出死力以与言变者为难矣。是故其法弥敝，则其变弥不可缓。而亦其变之弥不可缓，则其欲变弥难。盖法之敝否，与私利之多寡为正比例。而私利之多寡，又与变之难易为正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变则一己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则终不以之相易矣。嗟夫！此西人讲群学者，所以称必有为群舍己之人，而后群强而化进也。
且今者中国之难，不必改用西法而后尔也。但使人失私利者多，则虽经典之所载，祖训之所垂，不能据之以敌把持之势。今夫同律度量衡而谨圜法者，王之者大政也，著于礼经，载之会典。且度量不同，圜法不谨者，其国必贫，又计学之公例也。而中国之数者之放纷杂乱，为全球所无。日者尝有人焉，欲为陛下立圜法矣，以一两五钱为制，色均权等，此法立则民无以滋其巧伪，而吏无以售其奸，而泉货大通，于中国有无穷之利，此亦富国之本谋也。顾何以事经部臣议覆，以为多所窒碍，而万不可行乎？厘金者，天下之弊政也。吾与外洋议及加税，则英人常以为言，以为吾不病中国之抽厘，所抽重轻，抑亦其次，但商人出本行货，必示以一定税则，然后可以操筹计赢，不至亏折。而中国十里一卡，百里一牙，疏密重轻，毫无定制。夫取于民有制者，又百王之通义也。且赋民无法，则上之所益有限，而下之所损至多。合天下而计之，则国财之耗于无形者不少。今陛下试取其法而整顿之，而观各省之督抚官吏，以为何如？由此而推之，则陛下欲变科举考试之法，则必有收科举考试之利者，以为不便矣。陛下欲废弓箭，用枪炮，毁沙艇，易轮船，罢漕运，收折色，讲河工，用西法，诸如此者，必有收前利者，以后之变法为大不便。总之如臣前言，其法愈敝，则把持愈多，则变之愈不易，不必问其为中法为西法也。
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而近人之论李斯，亦云：小人宁坐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身一朝之富贵。痛乎其言之也！然而臣以为彼把持者之计亦短矣。譬如树木之有虫，人一身有虫，聚而嘬之，以为得计，而不念及其已其，则树僵人亡，而己亦与偕尽。此庄周所谓濡需豕虱者也。使其幡然变计，先国而后身，先群而后己，则一身虽必不利，犹可以及其子孙。况夫处富强之国，其身之未必不利也哉，特一转移之间耳！是以臣之愚计，以为陛下治今日之中国，不变法则亦已矣，必变法则慎勿为私利者之所把持。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利者，故虽至不得已而图改革，其于人必有所龃龉而不安。历代叔季之君，夫亦自知颠危而思振刷矣。使其匪所龃龉，而变之不难，则古今安得有亡国哉？臣闻帝王之用心，与众庶异。众庶急其一身一家而已，然而仁贤之士，尚有忘身以救物者；至陛下之用心，则利社稷，安元元否耳。淮南子有云：“栉者堕发”。然栉不止者，所损者少而所利者多也。尚安能以数人之私戚，而废天下之公休也哉！故不破把持之局，则变法为虚言。陛下果有意于图变革，讲富强，亦在断之而已。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