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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苏轼集-宋-苏轼-第267页
何也？推考其故，盖提举盐事司执文害意，谓非贫乏不在此数。而州县吏人，因缘为奸，以市贿赂，故久而不决。窃详元奏之意，本谓积欠岁久，前后官司催纳到贯万不少，今来所欠，并是贫困之人，既以累经赦恩，比类市易，只乞与纳官本价钱。本部勘当，以此并乞依奏仍连状奉圣旨施行，即是执中所奏欠户，自是贫困之人，皆当释放矣。省部行下务从文省，止是节略元奏，为其已涉六年，见今贫乏无可送纳，非为更行勘会，须得委是贫乏，方可施行。至元二年，本州再以元丰四年已后至八年登极大赦以前积欠盐户，奏乞除放，省部看详，方始立文，如委是贫乏，即依元元年九月十八日已降朝旨施行，以显执中当时所奏，并谓见今贫乏无可送纳，合行一例除放，及节次本州与转运司各曾申明省符，与元奏词语不同，省部亦已开析，缘元系连状，并依前项所奏施行，事理甚明。而主事坚执，至今疑惑，至使州县吏人，户户行遣，一一较量，计构官司，买嘱邻里，尚复多方指摘，以肆规求，待其充欲，然后保明。遂致其间一百四十九户已放，而复行勘会，一百六十五户申省见勘会而未圆，二十五户已圆而申禀监司，及有一户二户，旋申省部。如此反复，多方留难，即五年之久，未足为怪也。伏惟仁圣在上，忧民疾苦，寤寐不忘，惠泽之下，宜如置邮传命，今乃中道废格，以开奸吏乞取之路，反使朝廷之恩，独与夺于州县庸人之手，省部既不钩察，官吏亦恬不为虑，甚非所以仰称仁圣焦劳爱民之意也。伏乞昭示德音，申饬有司，更不勘会是与不是贫乏，无俾奸吏执文害意，以壅隔朝廷大惠。不然，或断以第三等以下，并依上件朝旨施行。则法令易简，一言自足矣。盖等第素定，贫富较然，朝行夕至，奸吏无所措意也。所有元丰四年以后，及至八年大赦以前所欠盐户，亦乞依此施行。
．贴黄。契勘熙宁四年以后止元丰八年登极大赦以前，人户积欠，共计五万三百余贯。若谓非贫乏有可送纳，即自元元年至今并不曾纳到分文，显见有司空留帐籍虚数，以害朝廷实惠。
一、伏见熙宁中，天下以新法从事，凡利源所在，皆归之常平使者，而转运司岁入之计，惟田赋与酒税而已。方是时，民财窘亟，酒税例皆减耗，诸路既已经费不足，上下督责益急，故酒务官吏，至有与庸保杂作，州县受官视事去处，亦或为小民喧哗群饮之肆，又不能售，往往苟逃罪戾，巧为文致，诱导无知之民，以陷欠负破荡之祸，如许人供通自己或借他人产业当酒是也。臣近契勘，杭州自承上件指挥以来，以产当酒者，计一千四百三十三户，计钱一十四万二千九百余贯，前后官司催督监锢，继以鞭笞拘当在官，使之离业，又自收其租利，中间以至系累犴狱，公与私皆扰，人与产俱亡。十余年间，除已催到一十二万九千四百余贯，计千二十九户外，尚有余欠一万三千四百余贯，计四百四户，岁月既久，终不能填偿，岂非并是困穷无有之人乎？寻检会元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敕，酒务留当产业，依盐钱例拘收，以其盐与酒事同一体故也。今者盐钱欠户，已准元元年九月十六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许纳场监地头官本价钱，余并除放，独酒欠至今，未蒙如此施行。岂容事同一体，拘收则同，而除放则异？此无他，盖有司不能推广朝廷德意故也。臣愚欲乞将元丰八年登极大赦以前酒欠人户，并依所欠盐钱已得朝旨并今来前项申明，更不勘会贫乏，或断自第三等以下事理施行，不惟海隅细民并蒙休泽，实亦无偏无党皇极之道也。
一、伏见元丰四年杭州合发和买绢二十三万一千匹，准朝旨拨转运司钱，于余杭等县，委官置场一十一处收买。寻以数内拣下不堪上供五万七千八百九十匹，计钱五万五千余贯，却勒逐场变转。是时钱重物轻，一日并出，既声言行滥不受于官，又须元价以冀偿足，捐之市中，莫有顾者。于是官吏惶骇，莫知所为，不免一切赊贷，及假借官势，抑配在民，往往其间浮浪小人与无赖子弟，诡冒姓名，朋欺上下，元买官吏苟得虚数还之有司，以缓目前之祸，其后督责严急，必于取偿奏立近期，专委强吏。十余年间如捕寇盗，除催到四万六千余贯外，余欠八千二百余贯，共二百八十二户，并是贫民下户，无所从出，与诡冒逃移不知头主及干系均纳之人，连延至今，终不能足。惟有簿书，以资奸吏追扰，遗害未已。今者伏准元五年四月初九日敕，诸处见欠蚕盐和预买青苗钱物，元是冒名无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邻里抱认，或元无头主，均及干系人，以此积年未能了绝，虽系元请官本，况内有已该元丰八年登极大赦者，依圣旨并特放，欢声播传，和气充塞。臣于此时仰知圣德广大，正使尧汤水旱，亦不足虑也。然政有体，事有数，体虽备而数不能悉，言虽不及而意在是者，盖非俗吏所能知也。臣辄不避僭妄，窃详和买之法，以钱与民而收绢，是犹补助耕敛之意，公私两有之利也。元丰官吏以绢与民而收钱，又皆行滥弃捐之余，取偿倍称不实之直，赊贷抑配，以苟免一时失陷之责，即是利专自为，害专在民也。事理人情，轻重可见，圣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以谓元丰四年退卖物帛，既同是和买之名，又有非法病民之实，自合依今年四月九日朝旨施行外，伏望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