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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苏轼集-宋-苏轼-第179页
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为恶乡原也。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世，曰：“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善期可矣。”以古之人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为足以已矣，则是不亦近似于中庸耶？故曰：“恶紫，恐其乱朱也，恶莠，恐其乱苗也。”何则？恶其似也。
信矣中庸之难言也。君子之欲从事乎此，无循其迹而求其味，则几矣。《记》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论好德锡之福】
昔圣人既陈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万世而常行也，故为之大中之教曰：“贤者无所过，愚者无所不及。”是之谓皇极。极之于人也，犹方之有矩也，犹圆之有规也，皆有以绳乎物者也。圣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贤者亻免而就之，愚者而及之。圣人以为亻免与者，皆非其自然，而犹有以强之者。故于皇极之中，又为之言曰：“苟有过与不及，而要其终可以归皇极之道者，是皇极而已矣。”故《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又悲天下有为善之心而不得为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为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圣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广也，其诱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于罪戾，如此其勤且备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实，而自言曰“予攸好德”，圣人以为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禄之。天下之为善而未协于中也，则受而教诲之。
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从也，故逊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从，然后知其终不可以教诲矣。故又为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于皇极之道，而上之人不诱而教诲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其终也，恐天下之以虚言而取其爵禄也。故曰“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盖圣人之用心，忧其始之不幸，而惧其终之至于侥幸也。故其言如此之详备。
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极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协于极，而犹受之。至于待君子之道，何其责之深也。曰：“无偏无党，无反无侧，无有作好，无有作恶，而后可以合于皇极。”然则先王御天下之术，盖用此欤？
【论郑伯克段于鄢（隐元年）】
《春秋》之所深讥、圣人之所哀伤而不忍言者三；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而父子之恩绝；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而夫妇之道丧；郑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义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伤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为深且远也。
且夫蒯聩之得罪于灵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乱之道也。使辄上之不得从王父之言，下之不得从父之令者，灵公也。故书曰：“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蒯聩之不去世子者，是灵公不得乎逐之之道。灵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鲁桓公千乘之君，而陷于一妇人之手，夫子以为文姜之不足讥，而伤乎桓公制之不以渐也，故书曰：“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言其祸自公作也。段之祸生于爱。郑庄公之爱其弟也，足以杀之耳。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庳，使之源源而来，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受其弟之深，而郑庄公贼之也。当太叔之据京城，取廪延以为己邑，虽舜复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郑伯杀其弟段”。以为当斯时，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夫妇、父子、兄弟之亲，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残之祸至如此，夫岂一日之故哉！
《谷梁》曰：“克，能也，能杀也。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不称弟，不称公子，贱段而甚郑伯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呜呼！以兄弟之亲，至交兵而战，固亲亲之道绝已久矣。虽缓追逸贼，而其存者几何，故曰于斯时也，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然而圣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传》曰：“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而又区区于当国内外之言，是何思之不远也。《左氏》以为段不弟，故不称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求圣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论郑伯以璧假许田（桓元年）】
郑伯以璧假许田，先儒之论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严，而不知其甚宽且怒也；皆知其讥不义，而不知其讥不义之所由起也。
郑伯以璧假许田者，讥隐而不讥桓也。始其谋以周公之许田而易泰山之礻方者，谁也？受泰山之礻方而入之者，谁也？隐既已与人谋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礻方而入之，然则为桓公者，不亦难乎！夫子知桓公之无以辞于郑也，故讥隐而不讥桓。何以言之？《隐·八年》书曰“郑伯使宛来归礻方”；又曰“庚寅，我入礻方”。入礻方云者，见鲁之果入泰山之礻方也。则是隐公之罪既成而不可变矣，故《桓·元年》书曰“郑伯以璧假许田”而已。夫许田之入郑，犹礻方之入鲁也。书鲁之入礻方，而不书郑之入许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说也。“郑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