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张楚公归元，擢淮省都事。予辞不就。逢他日游昆山怀旧伤今之诗，亦云：“桓桓张楚国，挺生海陵鄙。玄珠探甓社，白马饮浙水。三年车辙南，北向复同轨。量容甘公说，情厚穆生醴。誓击祖逖楫，竟折孙策棰。天王诏褒赠，守将躬岁祀。”士诚之归元，其谋皆出于士德，逢以元之遗老，与有谋焉。令丙申之秋，士德已为俘虏，逢虽欲缓颊，何以自效？其误五也。《元史》记丁酉岁士诚屡为杨完者所败，然后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谕在八月。则士德被擒时，归款之事已定矣。《实录》谓我欲留士德以诱士诚，士德间遗书士诚，俾降元以谋我，故诛之。国史既误记士德被擒于前，而不欲泯其主谋降元之事，故曲为之辞，非事实也。其误六也。由此言之，则士德被擒之事，断以赵武桓之碑为正，而《实录》之误为无疑也。予又考《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阴州，攻尝熟，获张士诚弟士德以归。《皇明本纪》云：明年，复破其兵于宜兴湖桥，擒其弟张九六，并获其战船马匹。皆与《武桓碑》相合。湖桥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为舟师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见其处。《本纪》曰宜兴，传写之讹也。又考《实录》，丁酉七月丁丑，徐达兵徇宜兴，取常熟，击张士诚兵败之，获马五十匹，船三十艘，降其兵甚众。《武桓碑》记攻常熟在丙子，《实录》纪在丁丑，相去止一日，固知即此一役也。云徐达兵取常熟，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以领军先锋听大将调遣，常熟之兵，亦听武宁调遣，遂没而不书。独于取尝熟下，脱士德就缚之事，则以丙申误记于前故也。然此事所以传讹者，盖亦有故。丙申七月，既擒张、汤二将军，十一月又擒其枭将张德，用兵之际，羽书交驰，奏报错互。流传既久，即圣祖制碑之日，亦止据一时功状书之，未及是正耳。《平吴录》载士德援常州被擒，在丁酉三月，尤为无据。其他纪录载纷如，又不足道也。夫史家异同，必取衷于国史，而国史多不足信。至如开国元勋之碑，出自御笔，传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伦亻疑，而犹或未免于传疑。史家之难，岂不信哉！余以万历戊午读《夷白集》，怀疑胸臆，如有物结啬（者。迄今数年，排缵鲜剥，稍有条理，乃敢次第书之。未知后之君子，其以为何如也？天启六年七月十九日。
丁酉七月，胡大海破杨完者于徽州城下。九月，汪同来降。
（徽州城下之战，宁河《神道碑》记宁河与越国同事，而《实录》本传从之。胡越国《新庙碑》记此战专属越国，而《实录》从之。按：是时宁河守徽州，越国进取婺源，完者兵寇徽州，宁河以守将御寇，而越国还兵合击之。则此战两公共事无疑也。碑载是战在十月，《实录》在七月。考程国胜《神道碑》，国胜以是年十月从卫公战败苗军。则当以十月为正。奏报偶异，史家之参错多矣。又按《实录》，七月丙申，杨完者率兵十万欲复徽州，胡大海还师与战城下，大败之。九月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帅汪同等诣雄峰翼降。《国胜神道碑》载同与国胜等偕降，徽州城下之战，国胜已在行间，则较《实录》所载，盖大相矛盾矣。考宁河《神道碑》，城下之战，在是年十月。盖宁河、越国之拔徽州在七月，而城下之战则在十月。惟战在十月，故国胜既降，遂得奉宁河调遣。如战在七月，而同等降以九月，则绝不相蒙矣。此可以订《实录》之误，当与《宁河事略》互观。
己亥十一月，胡深叛，石抹宜孙间道来降。
《实录》：处州守将石抹宜孙遣元帅叶琛等屯桃花岭诸要害，胡深守龙泉，以拒我师。至是深叛。宜孙间道来降，且言处州兵弱易取。大海大喜，即出军与耿再成合攻之，遂克处州。按《神道碑》与《行述》，深出见大海在克处州之后，而《实录》则以为深间道来降，乃献谋取处州，此大异也。以《实录》本传考之，似当从碑与行述。胡公受石抹公国士之遇，既解甲内附，而又献谋以取处州，此穿窬小人之为，而谓君子为之乎？苏伯衡撰《缪美列传》云：上至金华，美从胡公大败处州胡深元帅军梅花门外，遂至菱道，尽获其辎重。金华遂降。己亥十一月，复从胡公击处州，军据矾岭，其地险隘，众莫利先登。美率敢死士持梃，鱼贯奋击，夺其壁以入我师。守将石抹参政弃城而窜。分兵略定浮云，得元帅叶琛使谕元帅胡深曰：“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时自附，将谁与﹃力？且去年尔之众战而大败，今年我之师不战而胜，则天意亦可见矣。与其阻险偷生旦夕，孰若改图，可以保富贵也？”深然之，出降。龙泉、庆元皆平。遂以胡深、叶琛暨刘基入见。内出银碗文绮赐之，而遣还金华。按伯衡记缪美说降深事甚详，其在处州既下，石抹弃城之后彰彰矣。石抹既遁，深不得已来降，岂有背石抹来降，复献计取处之事哉？此可以证《实录》一时之讹，白仲渊千载之诬矣。
丙申秋七月己卯朔，诸将奉上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上兼总省事。
《实录》：丙申七月，上取台城，诸将奉上为吴国公。今考之，误也。是时置江南行中书省，亳都升上为行省平章。己亥五月，升行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