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之誉。或以“少风采”为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长，吾之长止于此，恶可勉其所短以徇人邪？”既而京师亦治。四年春，请罢府事，改给事中，充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读学士。五年冬，以本官为枢密副使。明年秋，参知政事。英宗登极，迁户部侍郎。治平初，特转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书左丞。
公自处二府，益思报称，毅然守正，不为富贵易节。凡大谋议大利害，与同官论辨，或在上前，必区判是否，未尝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陈请百端，公常委曲开谕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诽。至于台谏官论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齿，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视无他，不恤也。始英庙践祚，按祖宗旧典，皇族尊属之亡者皆赠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宗所生父也，中书以本朝未有故事，请付有司详处其当。上谦恭慎重，命过仁庙大祥，下礼院与两制官同议。如期诏下，众乃言王当称伯，改封大国。中书以所生父称伯，疑无经据。方再下三省议，上遽令权罢，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台官挟愤不已，遂持此斥公为主议，上章历诋，必请议定，及以朝廷未尝议及之事，肆为诬说，欲惑众听，又相率纳告身，以示必去。上数敦谕，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补外，后来者以风宪不胜为耻，窥伺愈急。今上即位初，御史蒋之奇者乃造无根之言，欲以污公，中丞彭思永乘虚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请公辨。上照其诬罔，连诏诘问，二人者辞穷，皆坐贬。公遂恳辞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事。
熙宁元年秋，迁兵部尚书，知青州事，充京东东路安抚使。时散青苗钱法初行，众议皆言不便，朝廷既申告诫，公犹请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纳本钱，明不取利。又请先罢提举管勾官，然后可以责州县不得抑配，不报。三年夏，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公累上章辞，丐易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复曰“时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众方兴功利，而臣欲循常”。执政知终不附己，俄诏听以旧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请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逾年，复申前请，志益坚确，上察其诚，命优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闻公勇退，无不惊叹，云近古所无也。
公天资刚劲，见义敢为，襟怀洞然，无有城府，常以平心为难，故未尝挟私以为喜怒。奖进人物，乐善不倦，一长之得，力为称荐，故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惟视奸邪，嫉若仇敌，直前奋击，不问权贵。后虽阴被谗逐，公以道自处，怡怡如也。平生笃于朋友，如尹师鲁、梅圣俞、孙明复既卒，其家贫甚，公力经营之，使皆得以自给，又表其孤于朝，悉录以官。自唐室之衰，文体堕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气益卑弱。国初，柳公仲涂一时大儒，以古道兴起之，学者卒不从。景初，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学所至，超然独骛，众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万物，动者植者，无细与大，不见痕迹，自极其工。于是文风一变，时人竞为模范。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愈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气焰相薄，莫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经术，务究大本，尝以“先儒于经，所得多矣，而不能无失，惟其说或有未通”，公始为辨正，不过求圣人之意以立异论。嘉初，权知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预奏名。初虽怨ゥ纷纭，而文格终以复古者，公之力也。笔翰遒劲，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宝藏之。历典大郡，以镇静为本，明不至察，宽不至纵。吏民受赐，既去，追思不已，滁、扬二州皆立生祠。尝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贵臣押宴，出于常例，且谓公曰“以公名重故尔”，其为外夷致服如此。至和中，陈恭公为相，欲塞商胡决河，使归横垄故道。公言横垄地已高仰，功大不可为。未几，陈罢去，有李仲昌者乃议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复上言六塔素隘狭，不能容大河，若为之，必溃决，害愈甚。时执政是仲昌议，又不用公言，后六塔堤果坏不成，自博以下数州皆被水患，众服公先识。在侍从八年，竭诚补益，前后上言百余事。仁宗尝曰“如欧阳某者，何处得来”，故其言多所听纳。因嘉水灾，凡两上疏，请选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与诸公参定大议。方英宗过自谦退，未即承命，事久未决，众悉危之。公协心开助，忠力为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能听览，慈寿预政，事出权宜。公与诸公往来两宫，镇安内外，卒复明辟，人无间言。尝被诏撰《唐书·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归荣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议》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录跋尾》十卷，杂著十九卷。公于物无他玩好，独好收古文图书，集三代以来金石铭刻为一千卷，用以校正传记讹缪，人得不疑。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因自为传以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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