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于是富弼、韩琦复用，庆历故臣稍集，士大夫知天子有致治之意，相贺于朝。修乞蔡州去，帝复纳刘敞、赵之言而止。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燕，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
知嘉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河决商胡，北京留守贾昌朝欲开横垄故道，回河使东。有李仲昌者，欲导入六塔河。议者莫知所从。修以为：“河水重浊，理无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决。以近事验之，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但势不能久耳。横垄功大难成，虽成，将复决。六塔狭小，而以全河注之，滨、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趋，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纵使入海，此数十年之利也。”宰相陈执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为河北患。
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
嘉元年水灾，修上疏曰：“陛下临御三纪，而储宫未建。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
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英宗未亲政，后太后御帘，大臣奏事，间有未可，修必力抗是非。台谏官至政事堂，所论或矫异，他执政未及言，已面折其短。朝士建白利害，及凡所求请，必明告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以是怨诽益众。帝将追崇濮王，命有司订议，皆谓当称皇伯，改封大国。修引《丧服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降三年为期，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故中书之议不与众同。太后出手书，许帝称亲，尊王为皇，三夫人为后。帝不敢当。于是御史吕诲等六人争论不已，指修为主议，皆被逐。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修荐为御史。众目为奸邪，之奇患之，则思所以自解。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谴修，访于故宫臣孙思恭，思恭为辨释。修杜门，请推治。帝使诘思永、之奇，问所从来？辞穷，皆坐黜。修亦罢为观文殿学士、知亳州。明年，移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辞不拜，徙蔡州。
修本以风节自持，既数困污蔑，才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又以擅止散青苗钱，为王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薨，年六十六，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不悔也。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学推韩愈、孟轲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篇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殆与《史》、《汉》相上下。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名言。
中子，字叔弼，广览强记，能文词。年十三时，见修著《鸣蝉赋》，侍于侧不去，修抚之曰“儿异时必能为此”，因书以遗之。用荫为秘书省正字，登进士乙科，念父老不肯仕，强之，乃调陈州判官，终不行。修所为文须人代者，多出其手。修薨，代草遗表，神宗读而爱之，意修自作也。免丧，始为审官主簿，官制局检详官，太常博士，主客考功员外郎。议者患选人员多，请令二十五岁而试于铨，又守选三年而后仕。进士特奏名者，予之官而不使调选。曰：“是非朝廷所以立议本意也。且所为议冗官者，欲利士人耳。今加年而使守选，是反害之也。所谓特奏名者非他，儒人老于场屋者也，闵其无成而老，故予之微官，使沾禄而后归。今乃授之虚名，是终穷之也。”遂得不变。元初，以集贤校理为著作郎，判登闻鼓院，复徙职方礼部员外郎、知襄州。曾布执政，其妇兄魏泰恃声势来居襄，规占公私田园，强市买，与民争利，郡县莫敢谁何。至是，指州门东偏官邸废址为天荒而请之。吏具成牍至，曰：“孰谓州门之东偏而有天荒乎？”却之。众共白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