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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欧阳修集-宋-欧阳修-第48页
br>难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尔。夫三子者，皆学乎圣人，而传所以述经也。经文隐而意深，三子者从而发之，故经有不言，传得而详尔，非为二说也。”予曰：“经所不书，三子者何从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后而知之，且其有所传而得也。国君必即位，而隐不书即位，此传得知其摄也。弑君者不复见经，而盾复见经，此传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贼不讨，则不书葬，而许悼公书葬，此传得知世子止之非实弑也。经文隐矣，传曲而畅之。学者以谓三子之说，圣人之深意也，是以从之耳，非谓舍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则妄意圣人而惑学者，三子之过而已。使学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夺也。使其惟是之求，则予不得不为之辨。”
【春秋论中〈景四年〉】
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来，臣弑君，子弑父，诸侯之国相屠戮而争为君者，天下皆是也。当是之时，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让，立乎争国之乱世，而怀让国之高节，孔子得之，于经宜如何而别白之？宜如何而褒显之？其肯没其摄位之实而雷同众君诬以为公乎？所谓摄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尝摄矣，不闻商、周之人谓之王也。使息姑实摄而称号无异于正君，则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别。夫摄者，心不欲为君而身假行君事，虽行君事而其实非君也。今书曰公，则是息姑心不欲之，实不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诬以虚名，而没其实善。夫不求其情，不责其实，而善恶不明如此，则孔子之意疏，而《春秋》缪矣。
《春秋》辞有同异，尤谨严而简约，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际，圣人所尽心也。息姑之摄也，会盟、征伐、赏刑、祭祀皆出于己，举鲁之人皆听命于己，其不为正君者几何？惟不有其名尔。使其名实皆在己，则何从而知其摄也。故息姑之摄与不摄，惟在为公与不为公，别嫌明微，系此而已。且其有让桓之志，未及行而见杀。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虚名而违本意。则息姑之恨，何伸于后世乎！其甚高之节，难明之善，亦何望于《春秋》乎！今说《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夺为轻重，故曰“一字为褒贬”。且公之为字，岂不重于名字、氏族乎？孔子于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没其善乎？以此而言，隐实为摄，则孔子决不书曰公，孔子书为公，则隐决非摄。难者曰：“然则何为不书即位？”曰：“惠公之终，不见其事，则隐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从二百年后，得其遗书而修之，阙其所不知，所以传信也。”
难者又曰：“谓之摄者，左氏耳。公羊、谷梁皆以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称公。”予曰：“凡鲁之事出于己，举鲁之人听于己，生称曰公，死书曰薨，何从而知其假？”
【春秋论下〈景四年〉】
弑逆，大恶也！其为罪也莫赎，其于人也不容，其在法也无赦。法施于人，虽小必慎，况举大法而加大恶乎。既辄加之，又辄赦之，则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轻易也。
三子说《春秋》书赵盾以不讨贼，故加之大恶，既而以盾非实弑，则又复见于经，以明盾之无罪。是辄加之而辄赦之尔。以盾为无弑心乎？其可轻以大恶加之？以盾不讨贼，情可责而宜加之乎？则其后顽然未尝讨贼，既不改过以自赎，何为遽赦，使同无罪之人？其于进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赵穿弑君，大恶也。盾不讨贼，不能为君复雠，而失刑于下。二者轻重，不较可知。就使盾为可责，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为善人，使无辜者受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为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谓是非之公也。
据三子之说：初，灵公欲杀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讨，其迹涉于与弑矣。此疑似难明之事，圣人尤当求情责实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则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为法受恶而称其贤也。使果无弑心乎？则当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恶，使罪有所归，然后责盾纵贼，则穿之大恶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获辨，而不讨之责亦不得辞。如此，则是非善恶明矣。今为恶者获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讨贼，有幸弑之心，与自弑同，故宁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诈用情之吏矫激之为尔，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旧史是非错乱而善恶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旧史如此，其肯从而不正之乎？其肯从而称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恶乎？此可知其缪传也。问者曰：“然则夷皋孰弑之？”曰：孔子所书是矣，赵盾弑其君也。
今有一人焉，父病，躬进药而不尝。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进药。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弑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虽庸吏犹知其不可同也。躬药而不知尝者，有爱父之孝心而不习于礼，是可哀也，无罪之人尔。不躬药者，诚不孝矣，虽无爱亲之心，然未有杀父之意，使善治狱者，犹当与操刃殊科。况以躬药之孝，反与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为也。然则许世子止实不尝药，则孔子决不书曰弑君，孔子书为弑君，则止决非不尝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