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颂》之为名未必，然则于其所自为说，有不能通也。”
问者又曰：“郑氏所以分为《雅》、《颂》者，岂非以《周礼》章之职，有吹豳《诗》、《雅》、《颂》之说乎？”应之曰：“今之所谓《周礼》者，不完之书也。其礼乐制度，盖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于事，则繁杂而难行者多。故自汉兴，六经复出，而《周礼》独不为诸儒所取，至以为黩乱不验之书，独郑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风》为《雅》、《颂》，以合其事也。”
问者又曰：“今《豳诗》七篇，自《鸱》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独《七月》一篇，岂足以自为一国之《风》？然则《七月》而下七篇，寓于《豳风》耳，豳其自有诗乎？《周礼》所谓《豳雅》、《豳颂》者，岂不为《七月》，而自有《豳诗》而今亡者乎？至于《七月》，亦尝亡矣，故齐、鲁、韩三家之《诗》皆无之。由是言之，豳诗其犹有亡者乎？”应之曰：“经有其文，犹有不可知者；经无其事，吾可逆意而为然乎？”
【鲁问】
或问：《鲁诗》之颂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蛮貊，莫不从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武臣，在泮献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景彼淮夷，来献其琛。”《宫》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又曰：“淮夷来同，鲁侯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诗所陈，五霸不及也。然鲁在春秋时，常为弱国，其与诸侯会盟、征伐见于《春秋》、《史记》者，可数也，皆无诗文所颂之事。而淮夷、戎狄、荆舒、徐人之事有见于《春秋》者，又皆与《颂》不合者何也？
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败莒、灭项者各一，此鲁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陈，六年伐郑，是时齐桓公方称霸，主兵率诸侯之师，而鲁亦与焉耳。二十八年，围许，是文公方称伯，主兵率诸侯，而鲁亦与焉耳。十五年，楚伐徐，鲁救徐，而徐败。十八年，宋伐齐，鲁救齐，而齐败。二十六年，齐人侵伐鲁鄙，鲁乞师于楚，楚为伐齐，取谷。《春秋》所记僖公之兵，止于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项，皆小国，虽能减项，反见执于齐。其所伐大国，皆齐、晋主兵。其有所救者，又力不能胜而辄败。由是言之，鲁非强国可知也，焉有诗人所颂威武之功乎？
其所侵伐小国，《春秋》必书，焉有所谓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会齐侯于淮尔。是会也，淮夷侵曾阝，齐侯来会，谋救曾阝尔。由是言之，淮夷未尝服于鲁也。
其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郑氏以谓僖公与齐桓举义兵，北当戎与狄，南艾荆及群舒。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齐桓二十七年也。齐桓十七年伐山戎，远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齐侯许男伐戎，鲁又不与。郑氏之说既谬，而诗所谓“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说，岂僖公事也？荆，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时，楚方强盛，非鲁所能制。僖之四年，从齐桓伐楚，而齐以楚强不敢速进，乃次于陉，而楚遂与齐盟于召陵，此岂鲁僖得以为功哉？六年，楚伐许，又从齐桓救许，而力不能胜，许男卒面缚衔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从齐桓救徐，而力又不能胜，楚卒败徐，取其娄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尝与鲁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见尔，盖舒为徐取之矣。然则郑氏谓僖公与齐桓南艾荆及群舒者，亦谬矣。由是言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皆与《春秋》不合矣。
楚之伐徐，取娄林，齐人、徐人伐英氏以报之。盖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于鲁而求助于齐以报之，以此见徐非鲁之与国也，则所谓“遂荒徐宅”者，亦不见于《春秋》矣。
《诗》，孔子所删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修《诗》之言不妄，则《春秋》疏谬矣；《春秋》可信，则《诗》妄作也。其将奈何？应之曰：吾固言之矣，虽其本有所不能达者，犹将阙之是也。惟阙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问】
或问：“《诗》之《序》，卜商作乎？卫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则作者其谁乎？”应之曰：“《书》、《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诗》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
曰：“何以知之？”应之曰：“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旨，其言《风》、《雅》有变、正，而论《关雎》、《鹊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自圣人殁，六经多失其传，一经之学分为数家，不胜其异说也。当汉之初，《诗》之说分为齐、鲁、韩三家，晚而毛氏之《诗》始出，久之三家之学既废，而《毛诗》独行以至于今不绝。今齐、鲁之学没不复见，而《韩诗》遗说往往见于他书，至其经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类是也，然不见其终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汉以来，学者多矣，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