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变者也，而仁宗之世则损之；三载而考绩无罪者迁其官，自唐以来，亦未始有变者也，而英宗之世则增之。此二者，夫岂便于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为吏多而欲损者，天下之公义，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计也。以私计而怨公义，其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为国者，循理而不恤怨。非不恤怨，知其无能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尝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于怨，何者？士之出身为吏者，损其生业，弃其田里，以尽力于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积劳者久而不得迁，去官者久而不得调，又多为条约以沮格之，灭罢其举官，破坏其考第，使之穷窘无聊，求进而不遂，此其为怨岂灭，于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将不免，然使新进之士日益多，国力匮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后，其患必有不可胜言者。故臣愿陛下亲断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渐于衰少，则臣又将有以治其旧吏，使诸道职司，每岁终任其所部郡守监郡，各任其属，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钧其轻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发，则与之同罪，虽去官与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其为恶也著矣，而上不察，则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虽与之同罪而不过。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终身，苟其有罪，终身钧坐之。夫任人之终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岁终而无过，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请得以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虽圣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虽众人能之。今也任之以圣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辞矣，而况任之以众人之所能，顾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则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无损于我，而徒以为怨云尔。”今使其罪及之，其势将无所不问。陛下诚能择奉公疾恶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厉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则其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复过误，适陷于深文者也。苟遂放归，终身不齿，使奸吏有所惩，则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说曰：臣闻国朝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地狭，兵革至少。其后荡灭诸国，拓地既广，兵亦随众。雍熙之间，天下之兵仅三十万。方此之时，屯戍征讨，百役并作，而兵力不屈，未尝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来，契丹内侵，继迁叛逆，每有警急，将帅不问得失，辄请益兵。于是召募日增，而兵额之多，遂倍前世。其后宝元、庆历之间，元昊窃发，复使诸道点民为兵，而沿边所屯至七八十万，自是天下遂以百万为额。虽复近岁无事，而关中之兵，至于二十八万。举雍熙天下之众，适以备方今关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于此见矣。然臣闻方今宿迁之兵，分隶堡障，战后统于将帅者其实无几。每一见贼，贼兵常多，我兵常少，众寡不敌，每战辄败。往者将帅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余，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于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者，七十万家。而爱爵禄百金，不能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重于间。间者，三军之司命也。臣窃惟祖宗用兵，至于以少为多，而今世用兵至于以多为少，得失之原，皆出于此。何以言之？臣闻太祖用李汉超、马仁、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于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余，其视弃财如弃粪土，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阴计而效之。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故其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今则不然，一钱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至于用间，则曰“官给茶彩。”夫百饼之茶，数束之彩，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于出境，而所问不过于熟户，苟有藉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常患于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权其轻重而计其利害，夫关市之征比于茶彩则多，而三十万人之奉，比于百万则约。众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岁月之病。平居不忍弃关市之征以与人，至于百万则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强敌而不敢辄近，则虽雍熙之兵，可以足用于今世。陛下诚重难之，臣请陈其可灭之实。何者？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禁军不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