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无不释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宾，水旱继作，凡国之用度，大率多于前世。当此之时，而不思所以济之，岂不殆哉！臣历观前世，持盈守成，艰于创业之君。盖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毁，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间，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无法也，内建百官，外列郡县，至于汉、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无德以为安也。汉文帝恭俭寡欲，专务以德化民，民富而国治，后世莫及。然身没之后，七国作难，几于乱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贤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风。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内叛，羌胡外乱，遂以失国。此二帝者，皆无法以为久也。今二圣之治，安而静，仁而恕，德积于世，秦、隋之忧，臣无所措心矣。然而空匮之极，法度不立，虽无汉、晋强臣敌国之患，而数年之后，国用旷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愿得终言之，凡计会之实，取元丰之八年，而其为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储运，五曰经费。五者既具，然后著之以见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计，可以画地而谈也。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观览焉。臣谨叙。
【收支叙】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则九年之蓄，可而待也。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除米盐钱后得此数。〉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并言未破应在及泛支给赐得此数。〉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然则一岁之入，不足以供一岁之出矣。故凡国之经费，折长补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辄求之朝廷，待内藏米盐而后足。臣身典大计，以为是Ｓ〗俞岁月可也。数岁之后，将有不胜其忧者矣。是以辄尝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养有度，金玉锦绣，不逾其旧，宫室不修，犬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谨视出入之节，未尝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盛而用广，亦理之常也。顾所以处之如何耳。臣请历举其数。宗室之众：皇节度使三人，今为九人矣；两使留后一人，今为八人矣；观察使一人，今为十五人矣；防御使四人，今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为诸曹郎中。〉今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为员外郎。
今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议郎一百二十七，〈景德为博士。〉今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为三丞。〉今为四百三十一人矣；诸司使二十七人，今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为一千一百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为一百七十五人矣。其余可以类推，臣不敢遍举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员，今之大夫、朝议皆无限法；尚书、侍郎，历改三曹，而今之正议、银青合而为一。官秩并增，不知其义。夫国之财赋，非天不生，非地不养，非民不长。取之有法，收之有时，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众，可以礼法节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俟阙则补，否则循资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无不减损。英宗之初，三载考绩，增以四岁。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复推恩，袒免之外，以试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为之，将以为逆人心，违旧法，不可言也，而况于行之乎？虽然，祖宗行之不疑，当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势既极，不变则败，众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极之势，独持之而不敢议，臣实疑之。诚自今日而议之，因其势，循其理，微为之节文，使见任者无损，而来者有限，今虽未见其利，要之十年之后，事有间矣。贾谊言诸侯之变，以谓“失今不治，必为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民赋叙】
古之民政，有不可复者三焉。自祖宗以来，论事者尝以为言，而为政者尝试其事矣。然为之愈详，而民愈扰，事之愈力，而功愈难，其故何哉？古者隐兵于农，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安平之世，无廪给之费，征伐之际，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叹息而言也。然而熙宁之初，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赘子，断坏支体，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挟县官之势以邀其父兄，擅弓剑之技以暴其乡党。至今河朔、京东之盗，皆保甲之余也。其后元丰之中，为保马之法，使民计产养马。畜马者众，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买马于江淮，小不中度，辄斥不用。郡县岁时阅视可否，权在医驵，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于此。此所谓不可复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贷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诗》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古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