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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姚际恒文集-清-姚际恒-第579页
辨，一往求之过深，震惊为神奇不可知，而春秋之旨，或因是以彰焉，未可知也。彼昌黎之言，人畴不知，第以空言是托，求其束诸传而究遗经者，吾目中未见其书也。不揣狂悖，大？依斯言以成此编，不知有左，何论公、谷。全经前后起应，首尾贯穿，即微(征)「微」，二本同，疑当作「征」。左亦自坦然明白，不惟不用其解经之戾辞，而亦何藉其叙事之琐语邪！孤行一经，实自予始，质诸圣人，谅可无罪，世即有訾我者，亦弗恤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秋七月，新安首源姚际恒识。
春秋通论卷前
春秋论旨
自古说春秋者，莫害于「例」之一字，予已着端于前序，兹更详之。例字始见于杜元凯释例，以左氏之例而释之也。其言曰：「传之义例，总归诸凡，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是例者，实创于左而发明于杜也。嗟乎！自有「例」之一字，而春秋之义始不明于天下矣。圣人据鲁史以修春秋，何尝先自定其例乎？其言曰：「其『义』则丘窃取」，不曰：「其『例』则丘窃取」也。圣人如化工然，变化日新，随物付形，无不各得。如门人问仁、问知、问君子、问为政，同一问而其答之也各异，初无一定之义，则其不尚例？可知矣。使圣人执一例以修春秋，何殊印板死格，尺寸不移，此冬烘之学规、胥吏之计簿，而乌足为圣人之书，可传于天下万世哉！且史者尤不可执一例以为之也。史以记事，事有万变，例岂能齐！此合而彼违，此同则彼异，必致疏漏多端，是自取败阙也。乃杜氏执例以求见其或合或否、或同或异，而例之说穷，于是无以处此，则又曰「变例」，后人因而为之辞曰「美恶不嫌同辞」，夫「例」者，一定不移之谓也，曰「变」，则不合之别名也，例既不合，则无例可知矣。「例」者，此为美辞，彼为恶辞之谓也，令美与恶同辞，则无例可知矣。是皆自缚自解，归于遁穷，究无说以处此，而世之人犹以例求春秋者何也？自有例之一字，而褒贬之说因以兴焉。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不惟孔子原无褒贬之心，而春秋实亦无所容其褒贬也。孔子不云乎「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自言其平日之存心也，岂其修春秋而反是，此所谓孔子原无褒贬之心也。若夫直书其事，如朝王、如救伐，此即是褒，不能加一字以褒之也。如弒君、如灭国、此即是贬，不能加一字以贬之也。若其它事，本无可褒贬者，则益不能加一字以褒贬之可知矣。乃执例者势不得不求其褒贬，求之不得，乃于书日、书月、书名、书字、书氏、书人、书爵、书国、书师，与其或不书以上者之类而求之曰此褒也、此贬也，是使圣人为巧佞之夫、险侧之辈，资文字为喜怒，借笔墨为讥弹，埋一字以中伤，砌数言以成案，意刻而文深，心危而语隐，即稍貌为长厚者，亦所深耻不为，而谓孔子为之乎？嗟乎！为其说者其亦思之否也，此所谓春秋实亦无所容其褒贬也。又自有例之一字，而「常事不书」之说因以兴焉。公、谷谓常事不书者何也！彼见春秋君、大臣、大夫子少善多恶，故少褒多贬，因为常事不书之说，则凡所书者皆贬也。不知孔子又云「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矣！圣人虽言无毁誉，然誉犹善于毁，故又言誉有所试，不更言毁，自见毁之必不可有矣。会若此，则是圣人纯有毁而无誉，不更失圣人之心乎！此因褒贬二字不能平施经中，乃侧重于贬，故又为常事不书之说也。凡此二邪说，皆例之一字启之，君子所以叹息痛恨于三传也。
史者，记事之书也，春秋即史也。既为史，则书其事即是褒贬。如史记为后代之书，以文辞是尚者，亦且直书其事，不以己说参入其间，己说乃别为论赞，而况春秋之一字不多设乎！则褒贬之说，春秋断断无矣。史以记事，则常事书，非常之事亦书，若独取非常之事书，而常事不书，何以为史？犹之独取常事书而非常之事不书，不可以为史也。则常事不书之说，春秋断断无矣。二说既无，则例亦无矣。此皆由世人习而不察，失记春秋为鲁史，而别以春秋为孔子之神异经、秘密藏故耳，今为道破，其亦可以醒悟焉。
近圣人之世莫过孟子，而孟子愿学孔子，故其言春秋亦最详。其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谓孔子主乎尊周、明文、武之道法，故虽一国诸侯之事，实天子之事也。于是述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谓其尊周也；罪我者，谓尊周则诸侯之僭窃自见，恶其害己也。孟子又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此惟指春秋所书弒父与君者言之，谓书之则将流恶名于千戴，故惧也。其义皆明白显易，别无甚深奥。自宋人茫昧不解孟子之言，其于「天子之事」，有人焉，谓春秋只一个「权」子，因而有人焉，谓仲尼惇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于是使孔子为僭窃之人，其书为僭窃之书，而春秋亡矣。其于乱臣贼子惧，谓事事皆有贬，皆所以使之惧，每一事必锻炼成一大罪，求其所以诛乱贼之心而后已，虽明知诬罔，有所不恤，于是使孔子为法家之人，其书为法家之书，而春秋亦亡矣。予尝谓今日欲解春秋，必先解孟子，良不诬也。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一语真孔子自言作春秋之要旨，而诸儒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