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制国有用者，必于岁杪，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常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余，所谓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谓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
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且以景德、皇、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皇二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员，总二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数不同如此，则皇、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也。郊之费不同如此，则皇、治平用财之端，多于景德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官之数、入者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天下之入，如皇、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数、郊之费皆同于景德，二者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一，则岁有余财一万万。驯致不已，至于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余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计每岁之入存十之三耳，盖约而言之也。
今臣之所陈，亦约而言之。今其数不能尽同，然要其大致，必不远也。前世于雕敝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今吾以全盛之势，用财有节，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可不论而知也。
伏惟陛下冲静质约，天性自然。乘舆器服，尚方所造，未尝用一奇巧。嫔嫱左右，掖廷之间，位号多阙。躬履节俭，为天下先。所以忧悯元元，更张庶事之意，诚至恻怛，格于上下。其于明法度以养天下之财，又非陛下之所难也。臣诚不自揆，敢献其区区之愚，惟陛下裁择，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请减五路城堡札子】
臣尝议今之兵，以谓西北之宜在择将帅，东南之备在益戍兵。臣之妄意，盖谓西北之兵已多，东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修定陕西河东城堡之赏法，因得考于载籍。盖秦凤、延、泾原、环庆、并代五路，嘉之间，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宁二百一十有二，元丰二年二百七十有四。熙宁较于嘉为一倍，元丰较于嘉为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虽故有之城，始籍在于三班者，或在此数，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
夫将之于兵，犹弈之于棋。善弈者置棋虽疏，取数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敌虽万变，途虽百出，而形势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应者又合其变，故用力少而得多也。不善弈者，置棋虽密，取数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敌有他变，途有他出，而形势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应者又不能合其变，故用力多而得少也。守边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则兵不分，兵不分，则用士少，所应者又能合其变，故用力少而得多，犹之善弈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则兵分，兵分则用士众，所应者又不能合其变，故用力多而得少，犹之不善弈也。
昔张仁愿度河筑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余里，首尾相应，由是朔方以安，减镇兵数万。此则能得其要，立城虽疏，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为守备，曰：“寇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谓所应者合其变也。
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数岁中，至于再倍，则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众？殆疆场之吏，谋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弈棋况之，则立城不必多。臣言不为无据也。以他路况之，则北边之备胡，以遵誓约之故，数十年间，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则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验也。臣以此窃意城多则兵分，故谓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边之臣，未有称其任者也。今守边之臣，遇陛下之明，常受成以从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备驱策。然出万全之画，常诿于上，人臣之于职，苟简而已，固非体理之所当然。况由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应者未合其变，顾使西北之兵独多，而东南不足。在陛下之时，方欲事无不当其理，官无不称其任，则因其旧而不变，必非圣意之所取也。夫公选天下之材，而属之以三军之任，以陛下之明，圣虑之绪余，足以周此。臣历观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