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其四也。事相习矣，天下之事变万端，人心之所期与世浪之所成，恒不能相合。人有好善恶不善之心，故于忠臣、孝子、义夫、烈女、通贤、高士莫不望其身膺多福，富贵以没世；其于神奸、巨蠹、乱臣、贼子，无不望其亟膺显戮，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上帝之心，往往不可测；奸雄得志，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穷凶极丑，晏然以终；仁人志士，椎心泣血，负重吞污，图其所志，或一击而不中，或没世而无闻，死灰不燃，忍而终古。右斯之伦，古今百亿，此则为人所无可如何，而每不乐谈其事。若其事为人心所虚构，则善者必昌，不善者必亡，卽稍存实事，略作依违，亦必嬉笑怒骂，托迹鬼神，天下之快，莫快于斯，人同此心，书行自远。故书之言实事者不易传；而书之言虚事者易传。此其五也。据此观之，其具五不易传之故者，国史是矣，今所称之《二十四史》俱是也；其具有五易传之故者，稗史小说是矣，所谓《三国演义》、《水浒传》、《长生殿》、《西厢》、《四梦》之类是也。曹、刘、诸葛传于罗贯中之演义，而不传于陈寿之志；宋、吴、杨、武传于施耐庵之《水浒传》，而不传于《宋史》；玄宗、杨妃传于洪昉思之《长生殿传奇》，而不传于新旧两《唐书》；推之张生、双文、梦梅、丽娘，或则依托姓名，或则附会事实，凿空而出，称心而言，更能曲合乎人心者也。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为说部之所持。《三国演义》者，志兵谋也，而世之言兵者取焉；《水浒传》者，志盗也，而萑蒲狐父之豪，往往标之以为宗旨；《西厢记》、《临川四梦》，言情也，则更为专一之士、？春之女所涵咏寻绎。夫古人之为小说，或各有精微之旨，寄于言外，而深隐难求，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本馆同志，知其若此，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抑又闻之，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卽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若因其虚而薄之，则古之号为经史者，岂尽实哉？岂尽实哉？
按：本文为严复、夏曾佑所撰。
原载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八日天津《国闻报》。
○译印政治小说序
光绪二十四年(1898)
梁启超
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故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此实有生之大例，虽圣人无可如何者也。善为敎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于寓言。孟子有好货好色之喩，屈平有美人芳草之辞，寓谲谏于诙谐，发忠爱于馨艳，其移人之深，视庄言危论，往往有过，殆未可以劝百讽一而轻薄之也。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虽然，人情厌庄喜谐之大例，旣已如彼矣，彼夫缀学之子，塾之暇，其手《红楼》而口《水浒》，终不可禁，且从而禁之，孰若从而导之？善夫南海先生之言也！曰：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敎，当以小说敎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孔子失马，子贡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岂子贡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羣，人各有等，以龙伯大人与僬侥语，则不闻也。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巿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
按：本文后改为日本柴四郞着《佳人奇遇》叙言，惟篇末「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数语，原作「今特采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译之」。
原载《淸议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刊）。
○论小说与羣治之关系
光绪二十八年(1902)
梁启超
欲新一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