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在百姓则无一畏彼也，且彼亦何尝不甚畏我，如无所畏，要求必不止此。又谓机器难及耳。然见彼国所著各书，电学是其创发，其余大抵以水火相激之气，运以机轮耳。如中国所用器物，彼尝取以为证，谓之东来法，惜中国人习而不察，且用之微细之物，未尝扩而大之耳。公输偃师之巧，古多传人，祇以技艺之微，无关大道，人乃不习。设以功名求之，富利诱之，精巧何难胜彼。见有同文馆之学习矣，有出洋之学习矣，闻疆臣久有洋学特科之议，深谋远虑，原欲多得善为机器之人，然官招之学，不如兼令民自为学；
请敕通商衙门，将彼所著之书，刊布各省，令民间易于购买，即易于学习，有能制造有用机器者，准其呈试录用，俾天下人知其机器并非绝学，免多羡惧。夫人情惧之则不敢与争，羡之则易于求学，此亦慑服敌情振作人心之一端也。且所以暂羁縻者，亦虑患伏肘腋耳。前此发逆之乱，亦曾近犯天津，兵民合剿，卒亦就灭。今请视如发逆，有不可片刻与立之势，抉疵攻瑕，制非无术。况咸丰年间，其由天津得犯京师者，藉数百内奸导之前驱，时骤未及防，事起仓卒，因议和款，并非力与血战，势诚有不敌也。
若概以患伏咫尺为虑，设使患不生于远人，如嘉庆间林清之事，防之岂胜其防？我朝上承天眷，下顺人心，是以定台湾、平回疆暨金川等处，武功煌煌，前代莫比，信乎确有万年不拔之基者。今日之势，较之吴逆时为何如，是在不安于弱，首恃天威，有以慑之，而后除之自易耳。彼见人心之不可强，又见天怒之不可犯，气即自馁，强极则弱，势所必至。且我之所虑于彼者固多，而我之所以胜之者尤非一事。彼人多为贸易而来，其习中事者，屈指可数，非若我国之欲灭之者众也。
以人心论，则我众彼寡，彼从数万里来，有海国风波之险，有急难求援之虑。非若我之有险即守，随募皆兵也。以地势论，则彼劳我逸，彼之于我，语言不通，风土不宜，道路不习，非有内奸，势莫敢动。以情势论，则彼客我主，且彼所恃者铁甲船与火器耳，一登陆岸，既不及我马军之驰骋，又不及我步军之轻利。以营阵论，则彼拙我智，未有智不可以敌拙，主不可以先客，逸不可以待劳，众不可以击寡者。不此之求，气何能壮。
至其传教，原不足患，所最可患者，倘其习知我国体制之尊崇，礼乐百官之美富，名教纲常之正大，生觊觎莫测之心，即以中国之教，买服中国人心，然后蚕食争据，患何可言。幸其以教胁人，而人不服，又幸其志仅通商，和可了事；然久处中国，再数年不能必其不出于此。且恐奸民有以教之，更或挟之为乱，如五代时事可鉴。则今日所最要者，仍莫如沿海各处，添设专阃大员，特立防军，收聚沿海贫民，厚其月饷，免为彼用，又可鉴别其中人才，其熟识海防情势者，破格超擢，留为他日破敌之用。
才无两立，不为我用，即为彼用，一为彼用，则贫者贪彼之利，为彼致命。有才者受彼笼络，攻我之瑕，外来之患，古多似此。今请事事求一自强之术，时时存一和约难恃之心，于敌人情势，纤微求悉，见事明乃能作事勇，无过疑忌，无过游移，廓清海宇，正非难事。如不熟悉其情，徒惊其势，则患伏因循，振作无自，积弱日深，久后何堪设想，所谓边情之宜深悉者此也。
臣不揣至愚，谨陈管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
筹议罗应旒条陈疏（光绪五年）沈葆桢
头品顶带两江总督臣沈葆桢跪奏，为遵旨筹议密陈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五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都察院代递贵州候补道罗应旒敬呈管见一折，所陈各条，有无可采，着李鸿章、沈葆桢体察情形，妥筹具奏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博采兼谘，迩言必察，循诵再四，钦佩难名。查该道所陈各条，大旨在力求自强，而亦不无窒碍难行之处。谨逐条悉心筹议，为我皇上陈之。原奏整学校以新吏治一节，查经世书院之名，至美也，而收效则纡。前福建巡抚王凯泰设致用堂，议者或以为迂，然久之必有颖异之才，出乎其中，栽者培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八比代圣贤立言，今虽渐失初意，然国家所以统天下之智愚贤不肖，不敢弃圣经贤传如弁髦者，未尝不赖乎此。而士民亲上死长之义，亦隐隐藉以护持。惟诗赋实非经世急需，似宜节豪杰有用之精神，使专于所向。京师之同文馆，及闽沪两局，皆西学权舆，然在中国所延洋师，以教语言文字则有余，欲究其事理根源则不足。取法乎上，终必引而置之庄岳之间，但能于出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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