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不能称述其主之善,而但称其国险固,失奉使之职矣。吾尝遣使四方,戒其谨于言语,勿为夸大,恐贻笑于人。盖以诚示人,不事虚诞。如蜀使者之谬妄,当以为戒也。”
吴元年正月辛丑,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人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今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
四月壬子,太祖谕起居注詹同等曰:“国史贵乎直笔,是非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纪之事,是非善恶,汝等当明白直书,勿宜隐讳,使后世观之,不失其实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有词虽艰深,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