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辅翼成功，天下纷纷，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对曰：“主上圣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资，以平祸乱。今群贤毕出，佐隆大业，稽之于历，自宋太祖至今，正当五百年之数，定天下于一，斯其时矣。”
九月乙巳，太祖问侍臣曰：“汉高祖、唐太宗孰优？”侍臣对曰：“太宗虽才兼文武，而于为善未免少诚。高祖豁达大度，规摹弘远。先儒尝论汉大纲正，唐万目举。以此观之，高祖为优。”太祖曰：“论高祖豁达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记丘嫂之怨，而封其子为羹颉侯，内多猜忌，诛夷功臣，顾度量亦未弘远。太宗规摹虽不及高祖，然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此则太宗又为优矣。”
吴元年十一月戊寅，太祖阅《汉书》，谓侍臣曰：“汉高以追逐狡兔比武臣，发蹤指示比文臣，譬喻最切，而语则偏重矣。朕谓建立基业，犹构大厦。剪伐斫削，必资武臣；藻绘粉饰，必资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垩；用武而不用文，是栋宇已就，而不加涂塈。二者均失之。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陂。”
丙申，太祖御戟门，与侍臣论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时，有赤鼠大如马之异。太史成公绥占之，以为信用奸佞、杀害贤良、赋敛太重所致。是则妖孽之召，实由人兴。我尝以此自警。如公孙五楼之辈，吾安肯用之。”起居注熊鼎等顿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故贤良退而奸佞附之。今主上明圣，所用皆贤良。公孙五楼之徒何从至哉？”太祖曰：“汝等宜勉之，苟有所见，毋隐也。”
洪武元年闰七月戊辰，太祖与侍臣观古帝王画像，因历论其贤否得失。至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则展玩再三，谛视久之。至隋炀帝、宋徽宗，则速阅而过。曰：“乱亡之主，不足观也。”至后唐庄宗，笑曰；“所谓李天下者，其斯人欤？上下之分渎至于此，安得不亡？”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以仁义定天下，虽迟而长久，以诈力取天下，虽易而速亡。鉴于周、秦可见矣。故周之仁厚可以为法，秦之暴虐可以为戒。若汉、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当取其所长而舍其所短。若概曰汉、唐、宋而不审择于是非取舍，则得失混淆矣。”
洪武四年九月甲寅，太祖与侍臣论《孙子》，或曰武之书自易以及难，其法先粗而后精，其言约而要，故叩之而不穷，求之而益隐。或曰武之术，其高者在于用常而知变，若实在彼则变而为虚，虚在此则变而为实，机妙莫测，此用武之权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术以诡道胜，至于终篇而用间；曰计以情而生，情以间而得，苟遇不可间之君，无可乘之隙，将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说。太祖曰：“以朕观之，武之书杂出于古之权书，特未纯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胜之主’，此说极是。
若虚实变诈之说，则浅矣。苟君如汤武，用兵行师，不待虚实变诈而自无不胜。然虚实变诈之所以取胜者，特一时诡遇之术，非王者之师也。而其术终亦穷耳。盖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观武之言，与其术亦有相悖。盖武之书，必有所授，而武之术则不能尽如其书也。”
九月丙辰，太祖观《大学衍义》至晁错所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真德秀释之曰：“人君不穷兵黩武，则能生之而不伤。”顾谓侍臣曰：“晁错之言，其所该者广，真氏之言，其所见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临行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者所当深戒也。”
洪武十六年二月己亥，太祖观唐太宗《帝范》谓侍臣曰：“此十二篇者，虽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语意备至，曲尽物情，使唐之子孙克守其言，亦足为训。自后女主窃柄，有乖君体；骨肉少恩，有乖建亲；谄谀并进，有失求贤。忠谏者忌之，谗佞者悦之，骄奢纵佚，罔知戒惧。赏罚政令不行于天下，阉竖小人朋比于国中，卒召藩镇之祸，而唐祚遂衰。有国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三月庚戌，太祖与侍臣论历代创业及国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运之长，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汉。”谏议大夫唐铎进曰：“三代以后，起布衣而有天下者，惟汉高帝及陛下而已。陛下祖宗积德累善，至于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观之，非汉高所及。汉高除秦苛法，杂伯道而不纯。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复中国先王之旧，所谓拨乱世反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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