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
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
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
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
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
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遗臭万年。
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鸟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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