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原因该处义民帮同官兵守城杀贼，咸知大义，甚堪嘉尚，是以特改县名，用示旌异。至台湾地方，自圣祖平定后设立府县，即以台湾命名，沿用至今。其土语与字音，偶有讹同之处，亦无甚关系，况并未之前闻，自不当轻议更改。即此时另改他名，而台湾二字沿习已久，人亦必仍称旧名，是即更改亦属无谓。此皆舍正务而用心于无用之地矣。着传谕福康安于办理善后章程内，祗须将该处改建城垣，添设丞倅弁兵，一切应办事宜，悉心筹酌妥协，务期一劳永逸。
其更改台湾地名一节，毋庸提及，亦不必形之语言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知之。仍着福康安将何日擒获林爽文前赴南路之处，即行驰奏，以慰早夜廑注。常青折并着抄寄福康安阅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一、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上谕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和字寄钦差协办大学士总督将军公福、领侍卫内大臣参赞公海、成都将军参赞鄂、福州将军常、闽浙总督李：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奉上谕：福康安自十一月二十五日攻克大里杙后，迟至十二月初四日始由平林仔发兵前进。中间相隔十日之久，使贼匪得以预为布置，恃险抗拒。逆首林爽文尚未就擒。节经降旨饬谕。从来用兵之道，机贵神速。
前此福康安攻克大里杙后，该处祗系贼匪巢穴，一经官兵攻破，贼党奔逃，该处并无存留家属及多余田产赀财，必须在彼经理查办之处，即或需人料理，不妨于鄂辉、舒亮二人内，酌留一人在彼，福康安尽可带兵遄进，直入内山，追捕逆首。即福康安彼时不能分身前往，亦应令海兰察先带领巴图鲁侍卫等乘胜深入，则逆首不致乘间潜逃，可以跟踪追捕，立就擒获。乃福康安既未留鄂辉、舒亮在彼经理，亲自带兵直抵番境，又不先令海兰察迅速前往，致贼匪聚集多人于集集埔、小半天等处，竖栅迭墙，搭寮拒守。
此非与贼以暇而何？况生番顽梗性成，直与禽兽无异，祗可以威慑而不可以德化。即如汉、唐、宋、明末季多事，和亲岁币，不但不能免外之侵陵中国，适因以疲弊。前事具在，可为明鉴。今福康安惟知招致生番，许以重赏，冀其出力，将逆首擒献，并不乘官军全胜之际，奋勇直前，转在彼驻守多日，岂不失之柔懦，有误机宜？试问福康安自攻克大里杙后，平林仔进兵以前，此十日内毕竟所办何事？着福康安将在彼逐日有何筹划办理之处，一一详晰自行陈奏，勿谓朕过为督责，致福康安或有屈抑。
朕于福康安破贼立功，即加以茂赏，今节次办理迟缓，自不能不加之训饬也。
又福康安前此具奏柴大纪为人狡诈、不可深信一折，于柴大纪如何贪劣，如何误事，如何惧贼不进兵实迹，并未列款参劾，亦经节次降旨饬谕。兹据军机大臣奏福康安有寄伊等公信一件，内称柴大纪守御县城，并非伊之力量。福康安在县城时面见柴大纪，形貌并非劳瘁，马匹亦皆臕壮，城中粮食并未断绝，其接奉谕旨不肯带兵出城一节，亦系义民等不肯将伊放出；伊亦畏贼不敢出城。守诸罗一事，朕不忍以为柴大纪之罪。至于其它声名狼藉，纵兵激变，不肯带兵剿贼，柴大纪既有此等情节，福康安于具折时，何不逐款指出，据实参奏？
即或因县城甫经解围，未便将柴大纪参劾，亦应将以上各情节随折寄知军机大臣，令其代陈。朕亦得悉其原委，可无须再三饬谕。乃福康安即未于折内列款纠参，又不早寄知军机大臣代奏，试思柴大纪在县城被围日久，其奏到接奉谕旨不肯带兵出城一折，彼时披阅之下，朕即为之堕泪，即在朝诸臣凡具有人心者，亦无不以柴大纪竭立守城，称其义勇，是即柴大纪小有过失，亦当录其大功，而宥其微眚，岂能据福康安所奏柴大纪为人狡诈、不可深信一语，遽治以无名之罪？
若因此笼统虚词，即将有功之人加以罪谴，又何以服众心，而示天下耶？此事福康安具奏含糊，固难辞咎，而李侍尧之咎为尤重。福康安于柴大纪在任劣迹，虽未列款劾参，但伊甫经到彼，为时未久，正在办理军务之时，或尚无暇查办及此。且究已具折大概陈奏，然已属非是。至李侍尧自调任闽浙总督，已阅一载，柴大纪种种款迹，浙省已啧有烦言，伊系本省总督，驻札厦门，自必更有真知灼见。况李侍尧素称能事，耳目较长，何至一无闻见，乃竟缄默不言，并无一字奏及？
是李侍尧心存容隐，其咎较之福康安为尤重。若李侍尧早将柴大纪平日款迹据实参奏，朕自当另有裁酌，何至于柴大纪守城一事，遽加殊异数耶？今问李侍尧之谕，尚未覆奏，想亦难为措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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