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设生番等私将林爽文放逸，而以逃往他社借口，此数十番社中，互相推卸，既不能不予以重赏，又仍不能藉生番之力擒获贼首，有何裨益？岂有官兵在彼久驻，经年累岁，候其缚献之理？且似此展转稽延，倘林爽文暗中勾结，复从内山潜行煽惑，别滋事端，岂不更费兵力？若生番等受其贿赂，捏称已死，亦将信其诳诈，遽为完事乎？总之，福康安等剿捕贼匪，虽已攻破巢穴，尚未足为功。此案逆首林爽文罪大恶极，为覆载所不容，岂可任其漏网稽诛？必须将首逆生擒，解京尽法处治，方可谓之蒇事。
前曾有旨令福康安等于剿捕完竣，将善后事宜交常青等接办。福康安、海兰察等于明春赶赴天津加以宴賷。今逆首林爽文尚在潜逃，搜捕不免多需时日。计明岁巡幸天津时，福康安等断不能赶赴行在，竟毋庸遵照前旨急于前来。如将逆首林爽文拏获，即令海兰察押带先行进京，福康安于擒获贼首、廓清北路后，仍当统领官兵，驰赴南路会合常青，将贼目庄大田及党伙各要犯悉数擒拏，扫除余孽，收复凤山。将一切善后事宜，酌定章程，再行起程回京，亦未为迟。
至福康安等折内称：将擒获贼目四犯，派侍卫额尔登保押解进京审讯一节，尤属无谓。此案总以林爽文、庄大田为巨魁首恶，一经拏获，自应迅速解京。若此等贼目并非紧要重犯，有何可究讯之处？又何必派令额尔登保解送？况现值搜拏逆首之时，正须巴图鲁等在彼奋力追捕，乃令其解送此等无关紧要之犯，该处岂不转少一奋勇得力之人？今既已起程，即令其迅速押解来京，以备询问一切。此后如拏获林爽文、庄大田、应于海兰察、鄂辉二人内酌定一人押带前来。
其余并非首逆正犯，止须于审明后即在该处正法，毋庸派员解送，以省烦扰。
至恒瑞前此带兵赴援，于驻札盐水港后，毫无寸进，竟系一无用之人，已有旨将伊革去将军。并屡谕福康安切实查明参奏，令其自备资斧回京候旨。今福康安不但不将恒瑞据实劾参，令其回京，转于屡次折内将恒瑞列名在鄂辉之前，并于声叙打仗之处，屡将恒瑞露名，以见其出力，为恒瑞免罪见功地步。看来竟系瞻顾亲戚，有心为之开释，非曰爱之，其实害之矣。福康安不应如此。着传旨严行申饬。并着于接奉此旨后，即饬令恒瑞来京候旨，无庸留于军营，以免瞻顾。
又据福康安等奏，贵州官兵陆续到营。其湖南官兵尚无到鹿仔港之信。现在正须兵力扫除，未便将楚省兵丁遽行停止等语。此时逆首林爽文尚在潜逃，内山地方路径丛杂，贵州、湖南之兵皆系生力，素称趫捷，正可资其搜捕。现已陆续渡洋，前抵军营，自不应停止也。
柴大纪前在台湾总兵任内贪劣各款，远近传闻，已非一日。如柴大纪止系小有侵渔，私图肥橐，此等劣迹，台湾原任现任文武官吏，皆所不免，亦不止柴大纪一人。朕于他人尚不加深究，况柴大纪系有功之人，岂独将伊究治？朕因柴大纪力捍围城，不辞劳瘁，经朕谕令酌量带兵出城。而柴大纪不肯将城内生灵委之贼手，犹复激励兵民，忍饥御贼。览其所奏，为之堕泪。是以迭次加恩，优予封赏。初不知其种种劣迹一至于此。今柴大纪在总兵任内，废弛营伍，甚至私令兵丁渡回内地贸易牟利，以致存营兵少。
而于贼匪起事之初，柴大纪正值巡阅各营，并不实时前往查办，转回至府。此三事是柴大纪最重之案。是贼匪日渐猖獗，蔓延滋扰，竟由柴大纪酿成。则伊虽有守城之功，而其激变贻误之罪，断难轻贷，将伊按律正法，亦所应得。即将来核办时，念其不肯带兵出城一节，尚堪怜悯，亦祗可如黄仕简、任承恩贷其一死。而于朝审勾到时，仍应绑赴市曹，以示惩儆，断不能置之不办，颟顸了事。福康安、李侍尧如查明柴大纪款迹属实，即严行参奏，降旨拏问，送交刑部治罪。
至于勾到时，应从末减之处，候朕临期酌量施恩。此时福康安、李侍尧毋得先将此旨漏泄。至福康安、李侍尧二人，平日受恩深重，朕待之不啻股胘心膂，乃于柴大纪种种款迹，并不据实直陈，伊二人此事实为朕所深憎。而朕之憎伊二人，亦有轻重。福康安虽未将柴大纪实在款迹指出参劾，但究已具折陈奏。且到台湾未久，又正值追捕贼匪之时，或无暇及此，尚可借口，然已属非是。至李侍尧以本省总督驻札厦门，到任已及一年，柴大纪在任劣迹，浙省已经传播，即任承恩前在提督任内，已早有所闻，李侍尧岂无来往传闻及属员禀报？
设李侍尧早将伊贪劣各款据实奏闻，则朕于柴大纪何至加以殊恩，迭颁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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