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为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为北辰。后来纷纷沿袭其说。而王肃六天之辨复泥于祀天圜丘之说，不能详明其本文而折其谬，乃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灵恩、孔颖达咸宗郑而黜王。夫《大司乐》既无祀天圜丘之文，而郑氏天神复释为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释圜丘者，谓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为，其说与《尔雅》合。雍镐近郊宜或有此。若后代国都于平衍之地，将人力而为之耶，抑亦为坛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郑康成必本于前代。」愚曰：《诗》、《书》、《春秋》、《仪礼》之所无者，不必信。郑氏之说，本于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汉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二者皆非祀天。郑氏阴取之而不敢明证其事。若谓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诗》、《书》、《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为一。谓祀天于圜丘者，特郑氏之说，初非《周官大司乐》之本文。陈祥道《礼书》谓祭祀必于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瘗必于人为之坛，所以尽文，亦宗郑之说，而微异崔灵恩。义宗亦宗郑黜王，而所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误，乃不能正。其说历汉至宋，诸儒悉不过以《周官》傅合于《诗》、《书》、《春秋》，滋以启后来之误，故为之辨。
后土即社议
《周官》无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详矣。而其言近于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郑氏之释地示则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与稷而言。合社与稷，是为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郑无明释。或谓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为大，则地示之大者将何以祀之？曰土示，郑谓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郑氏则直谓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为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琼则曰：「此后土不得为社者。圣人制礼，岂得以世人之言着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为社。至于太祝建邦国，告后土，郑复曰：「后土，社神。」独此说违戾特甚，启历代之讹谬，实自此始。按：《尚书》曰：「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诰》之「社于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与社，皆地之称。今悉疏经文之可证者而言之。《泰誓》曰：「郊社不修。」《礼》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礼」；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若然，则社即后土，后土即社。郑氏之释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为是，而复有所疑而不，于是答田琼之问，以后土不得为社，四者之说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复为二说，终莫能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义，以为祭地于社，犹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后用太牢于社。《 【[礼]】 记》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礼》「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别无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云门以祀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别无祭社之说，则以郊对社可知。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说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为祭地，取夫胡氏而独以其废北郊之说为未然。愚按：北郊不见于经，独见于郑氏。郑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郑氏神州之说者多，而不能辨郑氏北郊之不经；攻合祭之说者力，而不攻以地为郊之失，亦始于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谓郊为祀地，吾知其不出于六经也。《春秋》书鲁之郊，止于郊天，不闻其郊地也。用牲币于社，间于两社，皆天子之制也。谓鲁为僭郊社则可，以鲁郊为祀地则不可。《云汉》之诗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宫。」宫，社宫也。告天地之礼。郊宫为二，则《诗》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为是，其言《周官》礼大神、祭大示，皆无明文。」是深有疑于《周官》之非全书也。或谓社不足以尽地，此盖因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则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国先告后土」。谓之后土者，建国之始称，若武成之告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亲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于告后土之后也。先儒谓尊无二上，故事天明独行于天子而无二事，地察故下达于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曰：「诸侯之不敢祭天，犹支庶之不敢继祖也。诸侯之得祭地，犹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说为是。且社有等差，至于州党族闾，愈降愈少。独天子之社为群姓而立。王社之说，孔疏谓「书传无文，其说莫考」。陈祥道释社后土之辨，终泥于郑氏，至谓建邦国先后土为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谓之后土其可乎？
祭天无间岁议
古者天必岁祭。三岁而郊，非古制也。然则曷为三岁而郊也？三岁之礼，始于汉武。其祀天也，不于泰坛而于甘泉。坛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镂之饰，玉女乐石之异，鸾辂骍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