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凡连年被水去处，亦须赈赡之，使得以复业。
历代决河总论
臣窃谓洪水之害，莫甚于河；治水之功，莫难于河。凿龙门于上以疏其源，播九河于下以杀其流者，大禹敷治之功也。盖源疏则水性顺，流杀则水势分。臣所谓分河之说，实源于此。自禹功一立，地平天成，垂七百七十余载，无复为患。及商之祖乙始圯于耿，而河之经流固未尝改也。又九百四十余载，至周定王之五年，河徙砱砾，乃改其故渎。春秋战国，各私其地，壅防百川，以邻为壑，故葵丘之会，有曲防之戒意者。九河或湮或塞，皆在此时。以及汉之文帝，酸枣，溃金堤，尝兴卒塞之矣。武帝时徙顿邱，濮阳、瓠子，遂通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虽发卒十万塞之，辄复横溃。上去周定王又四百九十二年，然后益徙而东。田蚡乃狃于私田之利，以为江河之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由是二十年置弗治。及东封泰山，临河，沉白马玉璧，率群臣负薪，填河，筑宣防，导河北，行浚屯氏，以分大河，使复禹旧迹，八十年不为害，此则分河之明效也。成帝时，冯逡奏言：屯氏河塞，灵鸣犊口又益不利，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九河今既难明，请浚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而丞相御史不以为意，后果大雨，水金堤，灌四郡三十二县，百姓多垫溺，败坏官亭室庐且四万区。盖屯氏一塞，下流不利，以致为害，此其验也。寻遣王延世为河堤使者，以竹络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二日堤成。其后李寻议以为常欲求索九河故道而穿之，今且因其自，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力寡。遂止不治。朝臣以为百姓可哀，遣使者据业赈赡之，乃求能浚川者。于是贾让言治河有三策，大旨以为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善为川者，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宜徙民放河北流入海，出治堤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勿与水争地。此功一立，千载无患，此上策也。多穿漕渠于冀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之术，此中策也。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下策也。自今观之，李寻之言，最为近理。今所谓因其自之势，顺其自然之性，别导一川者，即其说也。至如贾让之策，似若可取，熟为审之，则有未然者。其曰徙民放河，置而不治，则泛滥东西，漂泊南北，日徙其民犹不足，将何以安其生耶？其曰多穿漕渠，分杀水怒，其说近是；而又未知河之末流，有必分之势。其曰随随塞，劳费无已，为下策者，诚哉是言也。自汉而下，溢之患虽代有之，而其终流至宋又千二百五十余载，始改于巨野，寻又改于开封。由禹距今，上下三千七百余载，而河流三徙其渎，岂有不假人力之助，而遂如斯安流耶？方今明见如冯逡，材敏如王延世，谋议如李寻、贾让者，岂乏其人？我朝如马和之、郭若思引黄流由安山接御河，相地设筑堤，皆能深知水性以成事功，盖亦不为无人，举而措之，又何难焉？臣以后学戆愚，切念生际盛明，沐浴膏泽，未有涓埃之报，恒怀畎亩之忧；睹黄河之横流，哀赤子之垫溺；譬有病而必疗，宁无方之可施；庸献其一得之愚，庶或助万分之补。捧漏，沃焦釜，谓宜莫急于此时，歌瓠子，筑宣防，端可追功于前代。臣谨论。(录自《治河图略》，《丛书集成》初编本)
崔敬
迎太子归疏
文皇获不轨之愆，已彻庙祀；叔母有阶固之罪，亦削洪名。尽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迁，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当上宾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间，尚未有知，义当矜悯。盖武宗视明文二帝，皆亲子也，陛下与太子皆嫡孙也。以武皇之心为心，则皆子孙，固无亲疏；以陛下之心为心，未免有彼此之论。臣请以世俗谕之。常人有百金之产，尚置义田，宗族困阨者为之教养，不使失所。皇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当使一夫一妇无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气之人，置之度外，适足贻笑边邦，取辱外国。蛮夷之心，不可测度，倘生他变，关系非轻。兴言至此，良为寒心！臣愿杀身以赎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归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尽骨肉之义。天意回，人心悦，则宗社幸甚！(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七)
郑玉
为丞相乞立文天祥庙表
臣窃惟纲常乃国家之大本；忠义为人事之先猷。故武王灭商，首表比干之墓；高祖立汉，即斩丁公之奸。盖忠邪虽在于前朝，而劝戒实关于后世也。此皆圣主贤君所以维持世教、扶植人心之要道也。
伏至元十三年，国家渡江取宋，其君后既就臣虏，宗社已为丘墟，独丞相文天祥，以亡国之遗俘，立当时之人极，从容就死，慷慨不回，义胆忠肝，照耀日月，清风高节，荡涤寰区，岂惟作轨范于一时，实可为仪刑于千古。盖自生民以来，一人而已。世祖皇帝天纵圣神，既不屈之于未死之前，又复惜之于已死之后，周王、赵祖之心，何以过于此哉？累朝承继，乐举褒封，四海观瞻，以为叙典。臣窃观亡金忠臣赵，在世祖皇帝时，已尝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