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使恤彼相欺之香火，而养患以危我社稷、杀掠我人民、毁裂我冠裳也，则太王当终北而于熏鬻，文王可永奉币于昆夷，而石敬瑭、桑维翰、汤思退、史弥远、允为君子矣。
突厥、回纥，唐曲意以下之者，皆有功于唐，舍其暂时之恶，而以信绥之，犹之可也。然而且有不必然者，其顺逆无恒，驭之有制，终不可以邦交之道信其感孚也。况乎吐蕃者，为唐之封豕长蛇，无尺寸之效，有邱山之怨，偶一修好，约罢戍兵，而于此言诚信乎？僧孺曰：“徒弃诚信，匹夫之所不为。”其所谓诚信者，蓋亦匹夫之谅而已矣。其以利害言之，而曰：“彼若来责，养马蔚茹川，上平凉坂，万骑缀回中，不三日至咸阳桥。”是其张皇虏势以相恐喝也，与张仪夸秦以胁韩、楚之游辞，同为千秋所切齿。
而言之不忌，小人之横，亦至此哉！
夫吐蕃自宪宗以后，非复昔之吐蕃久矣。元和十四年，率十五万众围盐州，刺史李文悦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击之，大败而退；其明年，复寇泾州，李光颜鼓厉神策一军往救，惧而速退：长庆元年，特遣论讷罗以来求盟，非慕义也，弱丧失魄，畏唐而求安也。其主彝泰多病而偷安，不数年，继以荒淫残虐之达磨，天变于上，人叛于下，浸衰浸微，而论恐热、婢婢交相攻以迄于亡。安得如僧孺之言，扣咸阳侨、深人送死而无择哉？敛手頫颜，取悉恒谋献之，使砾于境上，以寒向化之心。
幸吐蕃之弱也，浸使其彊，日无唐，而镞刃之下豈复有唐乎？
僧孺又曰：“吐蕃四面万里，失一维州，未损其势。”则其欺弥甚矣。吐蕃之彊，以其尽有北境也。于宪宗之世，全力南徙，以西番重山深谷，地险而腴，据为孤兔之窟，于是而始衰，沙陀、黠戛斯、回纥侵有其故疆矣。故韦皋一振于西川，而陇右之患以息。其南则南诏方与为难，而碉门、黎、雅之闲，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制其咽吭，则溃散臣服，不劳而奏功。西可以收岷、洮，南可以制南诏，北可以捍黠戛斯、回纥之东侵，而唐无西顾之忧。其在吐蕃，则大害之所逼也。
而岂无关于损益哉？
夫夷狄聚则逆而散则顺，事理之必然者也。拒归顺者以坚其党，故婢婢曰：“我国无主，则归大唐。”然与论恐热百战而终不归者，惩悉怛谋之惨，知唐之不足与也。以是为诚信，将谁欺乎？夫僧孺岂果崇信以服远、审势以图宁乎？事成于德裕而欲败之耳。小人必快其私怨，而国家之大利，夷夏之大防，皆不胜其恫疑之邪说。文宗弗悟而从之，他日追悔而弗及。温公抑遽许之曰：“僧孺所言者义也。”使然，则周公之兼夷狄，孔子之作春秋，必非义而后可矣。
〖五〗
李宗闵欲逐郑覃，而李德裕亟荐之，文宗自内宣出，除覃为御史大夫。宗闵曰：“事皆宣出，安用中书？”其妨贤之情，固不可揜然以官守言，则职之所宜争；以国事言，则内降斜封之弊，所宣早杜其渐也。崔潭峻以“八年天子听其行事”折之，讵足以服宗闵哉？郑覃经术议论果胜大任，人主进一善士，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制下中书，孰敢违者？假令宗闵抗命而中沮，即可按蔽贤之辟，施以斥逐。乃若有所重畏而偷发于其所不及觉，以与宰相争胜负之机，其陋有如此者。
宗闵得持国宪官常以忿怼于下，以此而求折朋党之危机，宜其难矣。故同马温公曰：“明不能烛，疆不能断，使朝廷有党，人主当以自咎。”其说韪矣。乃又曰：“不当以罪群臣。”则于君子立身事上、正己勿求之道，未协于理；而奖轻儇、启怨尤、激纷争之害，不可复弭。元祐、绍圣之际，狺狺如也，卒以灭裂国事，取全盛之宋而亡之。一言之失，差以千里，可不慎哉！
黜陟之权，人主之所以靖国也；格心之道大臣之所以自靖也；进退之节，语默之宜，君子之所以立身也。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踰其度。故人主不审于贤奸之辨，而用舍不决，使小人与君子交持于廷，诚宰相。之所深忧。然小人者，岂能矫君心之必不然者，而胁上以从已哉？则格心者本也，适人者末也。但令崇奢佞鬼、耽酒渔色、牟利殃民、狎宦竖、通女谒之害，一一檠括于宫庭之嗜好；则事之可否、理之得失、人之贞邪，无所蔽窒，而小人自不足以群聚而争胜。
若其格心之道已尽，而君惛不知，容小人之相牴啎，则引身以退，杜口忘言，用养国家之福，而祸不自我而兴。故孔子去鲁，不争季孙之权。孟子去齐，不折王驭之佞。在国则忘身，去国则忘世，身之安也，天下之福也。
如或不得于君，不容于小人，乞身事外，犹且纷纭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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