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冀二州军事，以为外援。《南史》则谓明帝辅政，令萧谌说帝，出奉叔为外援，又说奉叔以方岳之重，奉叔乃许。是奉叔之出，乃明帝意，非郁林意也。案奉叔勇力绝人，郁林欲诛宰辅，方倚以为助，岂肯出之于外？当是明帝谋废立，惧其在帝左右为难，故说帝出之，此则《南史》为得其实也。《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子良在宋时为邵陵王友。王名友，寻废此官，迁子良为安南长史。《南史》则云，宋道衰谢，诸王微弱，故不废此官。两传迥异。《齐书萧昭胄传》，东昏无道，昭胄与萧寅、胡松等谋，因东昏出行，闭城拒之。
会东昏新起芳乐苑，月余不出，故事泄而败。《南史》则谓，朱光尚托鬼道，为东昏所信，光尚知昭胄等谋，托言蒋王云，巴陵王在外欲反，故东昏不敢出，四十余日，事败乃伏诛。《齐书鱼复侯子响传》，子响杀台使尹略等，武帝遣萧顺之帅兵至，子响部下逃散，子响乃白服降，赐死。《南史》则云，顺之将发舟时，文惠太子素忌子响，嘱顺之早为之所，勿令生还，顺之乃缢杀之。是子响之死出文惠之意，自是实事，《齐书》盖为文惠讳，且顺之即梁武之父，兼为顺之讳也。
○南史增删梁书处
《南史》增《梁书》事迹最多。李延寿专以博采见长，正史所有文词必删汰之，事迹必概括之，以归简净。而于正史所无者，凡琐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迹，无不补缀入卷。而《梁书》本据国史旧文，有关系则书，无关系则不书，即有关系而其中不无忌讳，亦即隐而不书，故行墨最简，遂觉《南史》所增益多也。今略举其增删处，两相比较，可以见二书之大概也。
○南史删梁书处
《梁武本纪》，齐东昏无道，帝在雍州，使张弘策陈计于长兄行郢事懿，谋共起兵靖乱。《梁书》载其语甚详，《南史》但云，使弘策陈计于懿，语在《懿传》，盖《梁书》不立《懿传》。故以此叙于本纪，《南史》另立《懿传》，则以此详于《懿传》中，而本纪从略也。帝平京邑，有肆赦一令，革除昏政一令，恤战亡将士一令，节省浮费一令；齐帝进帝爵梁公，九锡文一篇，百僚劝进文二篇；齐帝进帝爵为梁王一诏，齐帝禅位一诏，玺书一道，《南史》皆删之，但存九锡文一篇，劝进文一篇而已。
（此仿陈寿之例，说已见《梁书》内。）《简文纪》，《梁书》有即位一诏，大赦一诏，大宝元年改元一诏，《南史》皆删之。大宝二年，《梁书》书湘东王绎遣王僧辨讨侯景，擒其将任约、宋子仙等，《南史》亦删之，以此事叙入《元帝纪》，故《简文纪》不叙也。（《梁书》、《简文纪》、《元帝纪》并叙，未免繁复。）《元帝纪》，《梁书》大宝二年简文崩后，有王僧辨等劝进一表，答书一道，又劝进一表；大宝三年，帝讨侯景一檄，僧辨平侯景又劝进一表，徐陵在魏遣使劝进一表，帝即位一诏，《南史》皆删，只存僧辨等劝进一表而已。
又《僧辨传》，齐文宣送梁贞阳侯萧渊明入为梁主，《梁书》载文宣与僧辨一书，僧辨一启，贞阳答僧辨一书，又一启，贞阳又答一书，南史亦尽删之。《梁书》元帝使鲍泉围河东王誉，久不克，乃使王僧辨代之。僧辨至，泉愕然曰：“得王竟陵来助我，贼不足平矣。”僧辨既入，背泉而坐，曰：“鲍郎有罪，今旨使我锁卿，卿勿以故意相期。”此事既载于《泉传》，又载于《僧辨传》，殊属繁复，《南史》则详其事于《泉传》，而《僧辨传》则略之。
又《沈约传》，《梁书》载其《郊居赋》一篇三千余字，将以见其恬适耶，则约本躁竞也；将以见其工于文耶，则约之工文又不止此赋也，《南史》亦删之。此皆《南史》删节之得当者也。亦有不当删而删者，本纪，武帝起兵时有檄文一道，正见伐罪除暴之不容已，《南史》不载，但云移檄建业。及帝出沔，命王茂等围郢城，久不拔，西台遣席阐文来议，欲与魏连和，帝答以非策，此段文字最长，见帝之英断，《南史》亦不载。《萧昱传》，《梁书》载其乞试用边州一表，武帝斥责一诏，《南史》尽删之。
《许懋传》，《梁书》载谏封禅国山一表，正见其徵引之博，议论之正，《南史》亦尽删之，但云帝见其议称善而已。此外亦无事迹可纪，则何必立此传耶？《梁书贺琛传》载其论大功之末不可冠子嫁女一议甚详，《南史》亦全载其文，以其有关于礼制也，懋封禅一表所系更大，乃独删之，何耶？《梁书王僧辨传》，附其弟僧智逃入齐，并附徐嗣徽小传，此皆因僧辨之难，间关被害者，自应附见，而《南史》一概删之，此又不当删而删者也。至如《江淹传》载其上建平王景素一书，盖仿《汉书》邹阳狱中上书例也。
《陈伯之传》，伯之奔魏，临川王宏北伐，使邱迟作书与伯之，伯之遂拥众八千以归，《南史》亦载其全文，以其文之工也。《任传》，没后诸子流离，刘孝标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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