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征和元年巫蛊事起，二年太子斩江充，战败自杀，而广利之降，则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饯于郊外，广利以太子既死，属屈劝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广利甥也。此语为人所告发，帝遂诛其家，广利闻之，乃降匈奴。是广利之降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汉书》本纪编年记载，断无差误，则广利之降必不在天汉四年明矣。再以《汉书匈奴传》核对，则李陵降匈奴以前皆与《史记匈奴传》同。
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无所得，乃引还，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立，是为汉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汉乃又遣广利出塞，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闻妻子坐巫蛊事被收，乃降匈奴。计其岁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与武帝纪相合。则知《史记匈奴传》末所云天汉四年广利降匈奴者，非迁原本也。迁是时目击其事，岂有错误年岁至此！盖迁所作传，仅至李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塞不利引还便止。
（迁《自叙》谓讫于太初，则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孙于数十年后，但知广利降匈奴之事，不复细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错误也。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少孙所窜入者。
按史公《自叙》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订成全书，其十篇之缺乃后人所遗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于后人补之也。班固作《迁传》，但云十篇有录无书，而不言少孙所补。然班书内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阳公主以卫青为夫等事，皆采少孙语入列传，则知少孙所补久附《史记》并传矣。
又案史公自序作《武帝纪》，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举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本纪》。”是迁所作《武纪》，凡征匈奴，平两越，收朝鲜，开西南夷，以及修儒术，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编入，非仅侈陈封禅一事也。今少孙所补，则系全取《封禅书》下半篇所叙武帝事，遂以作《武帝本纪》。凡封禅书中所云今上，皆改曰武帝。（中尚有一“今上”字未改。）其文字稍异者，惟亳人谬忌，《武纪》改云“薄诱忌”；
少翁以书置牛腹中，天子识其手书，《武纪》改云“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者”而已。《武纪赞》亦全用史公《封禅书》后文，无一字改易。因思少孙所补，大概多钞录旧文，不必自作。如《龟策传》内，宋元王与卫平论龟之文，皆是韵语，此必掌故中本有此文字。其后所云“首仰、首亻免，足开、今开”之类，亦是当时龟卜成法，特少孙钞入以补缺耳。至《扁鹊、仓公传》，虽非少孙所补，然于意答文帝诏问之语，所治何人，所疗何症，自成一篇，亦必当时有此现成文字而钞入者，使史迁为之，必不如此琐屑。
窃意《扁鹊传》史迁原文也，《仓公传》亦少孙钞入者也。
褚少孙，沛人，尝受诗于王式，后应博士弟子选，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长宏、唐长宾与少孙同受业王式，《汉书 儒林传》。） ○史记有后人窜入处
《史记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辨士，著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汉书相如传赞》正同，岂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赞，而后人反移作《史记》传赞耶？《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孙所改耳。
○史记律书即兵书
《史记》所缺十篇，张晏谓《礼书》、《乐书》、《兵书》，颜师古据《史记》目录但有《律书》而无《兵书》，以驳张晏之误，不知《律书》即《兵书》也。迁自序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徐广曰：王子成甫。）能绍而明之，故作《律书》”云云。是迁所作《律书》即兵书也。今褚少孙所补序亦云：“六律为万事根本，其于兵械尤重”。遂极论秦时黩武，汉定天下，偃兵息战等事。是亦尚见兵律相关之意，而其传则又专序律吕上生下生之法，与兵事亳不相涉。
此篇最无头绪，盖少孙补作时，见迁序目有《司马法》太公、孙、吴字样，故其序以兵律相关为言。至其正文，则以律书为名，遂专取律吕以实之，而与兵事不相涉也。张晏谓《兵书》者，专指史迁序目而言。颜师古驳之者，专据少孙所补律吕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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