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而于谦之为河南、山西巡抚也，三杨在政府，皆重谦，所奏请无不允。谦每议事至京，空橐以入，诸权贵不能无望，及三杨卒，谦遂左迁大理少卿。可见三杨等之荐人，皆出于至公，非如后世市恩植党之为也。其时人主亦倾心信用，如永乐中，择耆儒侍皇太孙，杨士奇、蹇义荐仪智，太子嫌其老，士奇谓智明理守正，帝闻即用之。虞谦降谪，杨士奇力白其诬，言谦历事三朝，得大臣体，宣宗即令复职。宣宗尝论朝士贪纵，士奇曰无逾刘观，帝问谁可代者，士奇以顾佐对，即以为左都御史。
年富为人所中伤，英宗知其先由杨溥荐，遂不听。君臣之相信如此，宜乎正人端士布列中外，成当日大法小廉之治也。盖一人之耳目有限，若虑大臣荐引易开党援门户之渐，而必以己所识拔者用之，恐十不得一二，但能择老成耆硕十数人，置之丞弼之任，使各举所知，则合众贤之耳目为一人之耳目，自可各当其用，所谓明日达聪也。
○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
明祖革丞相官，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章奏，兼司平驳，虽设有殿阁大学士，官仅五品，特以备顾问而已，于政事无与也。永乐中，始命解缙、胡广等入文渊阁，预机务，然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终永乐之世，未尝改秩。迨洪、宣间，三杨在内阁久，所兼官屡加至师、傅，于是官阶益尊，虽无相之名，而已有钧衡之重。然同在内阁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宣德、正统间，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及陈循、曹鼐等入阁，士奇、荣相继殁，礼部援故事请旨，帝以杨溥老，始命循等预议。
（《循传》）可见寻常入阁者，不得辄与裁决也。嗣后首辅之与次辅，虽同在禁地，而权势迥然不侔。夏言为首揆，严嵩至不敢与分席，欲置酒邀欢多不许。既许，至前一日又辞，则所征红羊栈鹿之类已付之乌有。一日，许赴其宴，薄暮始至，三勺一汤，宾主不交一言而去。（《玉堂丛语》）故嵩衔之次骨，及嵩为首揆，徐阶所以事之者，亦如嵩之事言。因吴中有倭寇，即佯为避倭之计，买宅豫章，与嵩子世蕃结姻，并与江右士大夫讲乡曲之谊，凡可以结欢求免者，无不为也。
（《笔麈》）其后亦签鹪而代之。至张居正当国，次辅吕调阳恂恂如属吏。居正以母丧，三日不出阁，吏封章奏就第票拟，调阳坐阁，候票至乃出。（《笔麈》）及居正归葬，大事必驰驿江陵听处分。（《明史》本传）此更礼绝班行，几与贾似道休沐葛岭，吏抱文书就第呈署无异矣。韩广为首辅，魏广微入阁，欲分其权，而故事阁中秉笔惟首辅一人，广微乃嘱魏忠贤传旨谕广，同寅协恭，而责广微毋伴食，由是广微分票拟之权。此可见明代首辅、次辅之别也。
案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王振窃柄时，票拟尚在内阁，然涂疏言，英宗时，批答多参以中官，内阁或不与，则已有不尽出内阁者。至刘瑾则专揽益甚，刘健疏云，近者旨从中下，略不与闻，有所拟议，竟从改易，是正德初已有此弊。其后凡有章奏，瑾皆持归私第，与妹婿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词率鄙冗，焦芳为润色之，李东阳俯首而已。（《瑾传》）瑾败后，东阳疏言，内阁与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改再三，或径自窜改，或持归私室，假手他人。
臣虽委曲匡持，而因循隐忍，所损已多。（《东阳传》）此固东阳自为掩饰之词，然刘ぇ疏亦云，近日批答章奏，阁臣不得与闻，可见当时实事也。自瑾以后，司礼监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神宗不豫，召阁臣沈一贯入，谕矿税事可与江南织造、江西窑器并停，其内监皆撤回，建言诸臣系狱者皆复官。一贯出，中使捧谕至，一如帝言。明日帝瘳，悔之，中使二十辈至阁，取前谕，仍缴进。（《一贯传》）可见帝降旨，即有司礼监在旁写出事目，然后付阁臣缮拟，故其地尤为要近。
至魏忠贤时，王体乾为司礼，避忠贤，退处其下。凡章奏入，体乾与秉笔李永贞先摘要，以白忠贤议行。（《宦官传》）许誉卿劾忠贤疏谓，内阁政本重地，而票拟大权拱手授之内廷。其后杨涟劾忠贤，忠贤矫旨叙己功百余言，大学士叶向高骇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草者。”探之，则徐大化也。（《向高传》）可见是时诏敕悉出司礼，并不藉内阁润色矣。《文震孟传》，大臣入阁，例当投刺司礼大奄，兼致仪状。是司礼之尊久已习为故事，虽首辅亦仰其鼻息也。
究而论之，总由于人主不亲政事，故事权下移，长君在御，尚以票拟归内阁，至荒主童昏，则地近者权益专，而阁臣亦听命矣。
○明翰林中书舍人不由吏部 明大学士本无属员，杨士奇等加官既尊，始设中书舍人，取能书者为之，不由吏部铨选。霍韬疏谓，自三杨等植党专权，笼翰林为属官，中书为门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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