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举朝宗之者也。张璁、桂萼等则谓哀帝、英宗由成帝、仁宗预立为嗣，养之宫中，其为人后之义甚明。今武宗无嗣，大臣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与预养在宫中者不同。是陛下乃继统，非继嗣也。统与嗣非必父死子继也，汉文帝则以弟继，宣帝则以兄孙继，何必夺此父子之情，建彼父子之号也。已而璁、萼又疏言，今日之礼不在皇与不皇，惟在考与不考。而方献夫、席书等亦宗其说，疏言：“为人后者，父尝立之为子，子尝事之为父也。今孝宗本有武宗矣，未尝以陛下为子也，陛下于孝宗未尝为子也。
且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无后，独忍武宗之无后。陛下生于孝宗崩后二年，乃不继武宗之大统，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伦大义固已乖舛矣。”此考兴献帝之说，璁、萼、献夫书等之所执也。究而论之，廷和等援引汉哀、宋英二案，固本先儒成说。然世宗之立，与汉哀、宋英二君预立为储君者不同，第以伦序当立，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入继大统。若谓继统必继嗣，则宜称武宗为父矣。以武宗从兄不可称父，遂欲抹煞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尝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碍而不通。
故璁论一出，杨一清即谓此论不可易也。《明史》于《毛澄》等列传既详其援引古义之疏，《张璁》等传又详载其继统非继嗣之疏，使阅者各见其是，自有折衷。而于《澄》等传赞谓，诸臣徒见先儒成说可据，而忘乎世宗之与汉哀、宋英不同，争之愈力，失之愈深，真属平允至当之论，可为万世法矣。
○李福达之狱
李福达之狱翻案改坐，大小官黜革问罪者至四十余人，为嘉靖年间一大事。御史马录巡按山西，以白莲教妖人张寅为弘治间谋反之李福达，坐以大辟。武定侯郭勋以书来为寅嘱免，录遂并以劾勋。已奉旨福达父子处死，又诘责勋，勋已伏罪矣。而言者以勋由议大礼得幸，共恶之，遂群起攻勋，欲正其党逆之罪。勋乃力图反噬，以议礼犯众怒为言。帝心动，特命张璁、桂萼、方献夫署三法司覆讯。三人故与勋同以大礼得幸，为朝臣所嫉者，遂尽反其狱，谓寅非福达，特诸臣欲借此以陷勋重罪。
于是触帝怒而尽逐诸臣。此张、桂等之恃宠窃权，庇奸报怨，罪不容诛者也。然是时寅、福达名姓不同，亦有致疑于马录之有意文致者。李翊《戒庵漫笔》载项乔之论曰，寅以白莲教惑人，自有本罪，而录指为李福达云云，是固谓寅非福达矣。《法传录》亦云，福达五台人，寅徐沟人，张为县中著姓，谱牒甚明，马录悉诋为伪，一笔抹去，是亦谓寅非福达矣。
惟《从信录》及《林居漫录》则实指为寅即福达，王[A158]登《竹墅席上谈》亦记福达脱罪后，游于江南，苏州寓元妙观，常州寓杨七郎家，松江寓朱恩尚书家，所试奇术甚众，而惜其自投法网，改名张寅，几得重祸，则以为寅即福达。诸说纷纷如此，作史者宜何从？今试平心论之，张寅被薛良首告，指为李福达，此事在郭勋未嘱之先，马录键遁以定谳，非逆知有勋之来嘱，而预坐福达以谋反重罪也。则寅之为福达，不待辩也。及勋嘱书至，录据以劾勋，公侯大臣为妖人游说，其挟权挠政，固已罪无可逭，原不必论福达之真伪也。
迨张、桂欲藉此为勋报复，则不得不反此狱，而以寅非福达为词，谓朝臣欲陷勋而故坐寅以谋反重罪，然后勋之罪益重，以此激帝怒。于是公案尽翻，至颁刻《钦明大狱录》以示天下，而寅非福达遂成铁案矣。修史者于此中推透当日情事，故于《马录传》既叙明福达之改名张寅，而于传末又言寅、福达姓名错误，人亦疑之。迨其孙李同复以妖术事发，跟究由来，而福达之狱益信。又于《唐枢传》载其全疏，确指寅即福达之处，历历有据，而此狱更无疑义。
于是马录诸臣之枉，张、桂等之诬，皆了然共见，可见修史时之斟酌苦心也。
○袁崇焕之死
袁崇焕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当时，不惟崇祯帝恨其引我朝兵胁和，（时帝怒甚，欲族诛崇焕，以何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见《如宠传》。）键顿朝之臣，及京城内外，无不訾其卖国者，杨士聪平心而论，亦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其所以得祸之由。其所撰《玉堂荟记》云，己巳之变，当时士马物力足以相当，袁崇焕初至一战，人心甫定。而袁于大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乃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语皆出自内阉云。
可见是时引敌胁和之说已万口一词，士聪虽略知谤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中涓何以有此说也。直至我朝修史时，参校《太宗实录》，始知此事乃我朝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杨姓者知之，阴纵使去。杨监奔还大内，告于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焕于市。于是《崇焕传》内有所据依，直书其事，而崇焕之冤始白。使修史时不加详考，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谁复能辩其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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