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悬金帛诱之，军士利其赀，赴之者众。帝乃移檄让之，瑾等来使不逊，乃命朱珍侵曹伐濮。案《通鉴考异》及《五代史补》，朱温常患兵力不足，敬翔说令麾下士诈为叛逃，即奏于唐帝，并告四邻，以追叛为名，可以拓地广众，温大喜，从之。是兖、郓本无诱兵之事，特温托词以为兵端也。而《薛史》云云，是真谓、瑾以诱兵启衅矣。《欧史》则直书宣（《欧史》“”作“宣”。）瑾助汴，已破秦宗权东归，王（朱温时已封王。）移檄兖、郓，诬其诱汴亡卒，乃发兵攻之。
天元年七月，帝发东都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弑于大内，遗制以辉王为嗣。十月，帝至洛阳，临于梓宫，只见于嗣君。案李彦威、（即朱友恭。）氏叔琮等传，温既迁唐昭宗于洛阴，遣敬翔至洛，令彦威、叔琮行弑。以龙武兵夜入，叩宫奏事。夫人裴正一开门，问奏事何得以兵入，牙官史太杀之，直趋椒兰殿。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剑逐而弑之。是昭宗之被弑，实温使彦威等行事也。而《薛史》云：温在河中，昭宗遇弑于大内，一若昭宗之弑无与于温者。
下又云：温至洛，临于梓宫，只见于嗣君。一似能曲尽臣节者。《欧史》则直书温遣朱友恭、氏叔琮、蒋元晖等行弑，昭宗崩。
二年十一月，天子（唐昭宣帝）命帝（即朱温。）为相国，总百揆，以宣武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帝为魏王，兼备九锡之命。帝让相国、魏王、九锡。 案《孔循传》，唐哀帝（即昭宣帝。）封温魏王备九锡，拒不受。蒋元晖、柳灿驰谓温曰：“自古革易之际，必先建国，备九锡，然后禅位。”温曰：“我不由九锡作天子可乎？”是温急于篡国，非让殊礼也。而《薛史》云云，则似温真能辞让矣。《欧史》则云，温怒不受。
是岁，唐昭宣帝卜祀天于南郊，温怒，以为蒋元晖等欲延唐祚，昭宣帝惧，遂改卜郊。《薛史》不书。又是岁，温遣人告蒋元晖私侍何太后，遂杀元晖，弑太后。《薛史》亦不书。昭宣帝禅位后，梁封为济阴王，开平二年正月弑之。《薛史》亦不书。乾化二年，温为其子友所弑。《薛史》亦不书，但书友葬太祖于伊阙，号宣陵。《唐明宗纪》，帝奉庄宗命讨赵在礼，至邺城，夜有军士张破败等鼓噪逼营曰：“城中兵何罪，直畏死耳。今已与城中约，欲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
”帝力拒之，乱兵益擐甲露刃，环帝左右。安重诲、霍彦威蹑帝足，请诡许之，因为乱兵拥入城，夕乃得出。帝欲归藩，上章图再举，重诲等谓元行钦已弃甲而去，（行钦亦以兵攻邺，闻兵变，别拔营去。）不知其所奏如何，正当赴阙自陈以杜谗口，帝从之。至相州，获官马二千匹。元行钦已以蜚语入奏。及至汴，有姚彦温来投，谓主上已惑行钦之言，事势已离，不可再合。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悖也。”庄宗寻为郭从谦所弑，帝急入洛。时魏王继岌征蜀未还，帝谓朱守殷曰：“公善巡抚，以待魏王。
吾奉大行梓宫礼毕，即归藩矣。”而群臣上笺劝进至再三，请监国，帝始从之。据此则明宗遇军变后，率兵向京师，并无反心，只欲自诉。迨庄宗被弑，犹欲俟其子继岌至而奉之，可谓纯臣矣。然考当日情事，有不尽然者。明宗性本实，兵变之初，固不肯因以为利，即兵变后，欲归藩待罪，欲上章申理，亦属实情。然是时惟有只身归朝，庶明心迹，而明宗武夫，岂能知此？方外怵于元行钦之奏其反，内惑于石敬瑭、安重诲等之劝其反，势当骑虎难下之时，不得不为挺鹿走险之计，则当其率兵而南，固已变计决反，非真欲面诉于庄宗之前也。
天下岂有欲自诉不反，而转举兵向阙者？本纪所云，赴阙自陈，可不辨而知其饰说也。且是时甫一举足，反形已露。康义诚曰：“今从众则有归，守节则将死。”明宗纳其言。（《义诚传》）非决计反，则何以纳其言也？郑琮在营中，安重诲欲征四方兵，琮历数诸道屯兵之数，附口传檄，相次而至。（《琮传》。）王晏球率兵戍瓦桥关，明宗招之，即以兵来会。（《晏球传》）非决计反，则何以征诸道兵也？至相州，即掠官马以益军矣。至河上，则劫上供船绢帛以犒军矣。
既先以三百骑付敬瑭，使速入汴，（《石晋纪》）又养子从珂自横水率兵，与王建立倍道驰至，由是军声大振。（《废帝纪》）其抗逆之迹已不待言，而本纪犹谓其入汴入洛，犹怀退让，盖当时实录例有隐讳，修史者但照本抄录，不复改订耳。《欧史》则书，军变后，嗣源入于魏，与在礼合。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将三百骑为先锋。嗣源至钜鹿，掠马三千以益军。是明著其反逆之迹，可谓直笔。而其先本无欲反之意，则于《石晋纪》及《霍彦威传》内见之，是又不没其初念，以见其仓卒被逼，不同于郭威之自澶州入也。
《汉隐帝纪》，帝密诏李洪义诛王殷，又诏郭崇诛郭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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