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遂闭门不出犒军。及回纥讨贼还，过城下，亦不出。于是怀恩怒，遂叛。《通鉴》载之甚详，亦见《旧书．怀恩传》，而《云京传》不载。）《田神功传》不载其先为贼将之事，（神功先为安禄山兵马使，归朝后守陈，与贼战不胜，又降史思明，思明令其南略江淮，遂再归顺。《旧书》竟不叙，但云上元中为平卢兵马使，破贼于郑州，似未尝失身于贼者，岂以其晚节忠朴而代为讳耶？）《李勉传》不载其逃弃汴城之事，（李希烈攻襄州，诏勉出兵救之。
勉以贼兵攻襄则许下必虚，攻行则襄围自解，乃遣将攻许，未至，为贼兵所败。希烈自来攻汴，勉固守不支，乃溃围出。《旧书》不载败状，但云若与贼战，多杀无辜，遂南奔。而传论并谓与其坐受丧败，不如避寇全师，是更为洗雪矣。）《郝比传》不载马不城临泾之事，（比为临泾将，请于其帅马，城临泾以控戎骑，或谓曰：“如此则边塞久安，公复何足重。”乃不听。《旧书》但云比请于主帅，不听，而不著马姓氏，似为讳者。
）《李辅国传》不载代守遣人夜刺杀之事，但云夜盗入其家杀之，《鱼朝恩传》不载帝使人擒缢之事，但云自缢死。盖当时朝旨本以为盗杀及自缢，故国史从而书之，此又列传之回护也。实录、国史书法既有回护，易代后修史诗，考其非实，自应改正而直笔书之。乃《旧书》书法仍复如此，如其全用旧史之文，不复刊正也。今按《唐绍传》：“先天二年，今上讲武骊山，绍以仪注不合坐斩。”“今上”指玄宗也，此《玄宗实录》原文也。《刘仁轨传》后引韦述论云：“仁轨好以甘言悦人，以收物望，戴至德正色拒下，推善于君，故身后毁誉各异。
”此引用韦述国史旧文也。而《刘仁轨》、《裴行俭》、《郝处俊传论》并称仁轨曰刘栾城，行俭曰裴闻喜，处俊曰甑山。不称名而称爵邑，史家无此法，更可见韦述当日尊呼前辈之称，而非易代后史官之词也。《崔元翰传》谓李公镇滑台，辟元翰为从事。公，李勉也。《薛亻丕传》谓尚父汾阳王召置麾下。汾阳王，郭子仪也。此并是元翰、亻丕家状送入史馆者，国史即用之不及改，五代修史时，亦即用之不复改也。惟全录旧文，而旧时史官本皆名手，故各传有极工者。
如《高仙芝》、《封常清》二传，似分似合，《常清传》内载其临死谢表，郁勃悲凉，而继之以仙芝之死，叹息数语，觉千载下犹有生气。又如《郭子仪传》，乃裴所修，首尾整洁，无一酿词。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至会昌以后，无复底本，杂取朝报吏牍补缀成之，故本纪书吴湘狱案至千余字。咸通八年，并将延资库计帐贯匹之数琐屑开入，绝似民间记簿。其除官必先具旧衔，再入新衔，如以某官某人为某官，下至刺史亦书于本纪，是以动辄累幅，虽邸抄除目，无此繁芜也。
然亦有未可轻訾者，凡本纪只略具事由，而其事则详于列传。此书如庞勋之乱，黄巢之乱，李茂贞、王行瑜等之劫迁，朱温之篡弑，即于本纪详之，不待翻阅各传，已一鉴如，迁、固本有此体，非必纪内只摘事目也。其余列传虽事迹稍略，而文笔极为简净，以《新书》比较，转逊其老成。则五代修史诸人，如张昭远、贾纬等，亦皆精于史学，当缺漏支诎中仍能补缀完善，具见撰次之艰，文字之老。今人动谓《新书》过《旧书》远甚，此耳食之论也。
《新书》谓旧史之文，浅则入俚，简则及漏，或有所讳而不得逞耶，或因浅仍俗而不足于文也。此亦偶摘旧书之俚俗缺略者疵之耳，其佳处终不可没也。
○新唐书本纪书法
新唐书书法多可议者，武德元年，唐帝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贞观四年，李靖破突厥，犹隋萧后及炀帝孙正道。此大事也，而本纪不书。（《旧书》书之。）薛举寇泾州，虽因秦王卧病，刘文静出战而败，然主兵者秦王也，乃但书“刘文静及薛举战，败绩。”（《旧书》书“秦王与薛举战，败绩”。）秦王擒窦建德，降王世充，献俘于朝，斩建德于市，流世充于蜀。本纪但书“建德伏诛”，而世充放流之事不书，则世充如何决遣乎？突利、颉利两可汗也，乃李靖擒颉利则书，突利来奔则不书。
侯君集擒高昌王麴智盛则书，李靖擒吐谷浑慕容伏允则不书。体例亦不划一，凡书伏诛者，以其有罪而正法也。玄宗讲武骊山，以仪注有失斩唐绍，绍死后，玄宗追悔之，是其罪本不至死，而书“唐绍伏诛”。（《旧书》，“唐绍斩于纛下”。）封常清与禄山战，败，奔陕郡，劝高仙芝速守潼关。仙芝至关，缮守备，贼至不得入，乃去。是二人皆无死罪也，而书“封常清、高仙芝伏诛”。（《旧书》，“斩常清、仙芝于潼关”。）是不亦太刻乎！此数人皆书伏诛矣。
宦官陈弘志弑宪宗，幸逃其罪，文宗始赐死于青泥驿。《新书》于《宪宗纪》既书“陈弘志反，帝暴崩”矣，又于《文宗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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