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仁意之与纪纲二者并行而不相离，则不待立寛严之的而治体固已定矣。圣人之治天下，固以仁意为本，而其施之于政，则必有纪纲法制，截然而不可犯，然后吾之所谓仁意者，得以随事及人，而无頺敝不举之处，人之惠于我者，亦得以广博周遍，而无间隔欺蔽之患，此孟子言“一天下之道”在于不嗜杀人，而至于言仁政，则又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其意正谓此也。我朝治体之所以逺过汉唐者，盖其仁意常浑然于纪纲整肃之中，而纪纲常粲然于仁意流行之地。
其待外戚也，未尝少恩，然在内不得预政，在外不得为真刺史，则无吕霍上官之祸。其于宦官也，未尝滥杀，然内侍官不过留后，虽有功不除宣徽，则无易牙专恣之祸。易置节度于杯酒宴笑之间，而籍诸道之一兵一财，无不归于京师，则无山东河北之忧。置贰以分中书之权，而又置谏以察政府之奸，则无操懿莽温之变，是其纪纲固严于其所当严之地矣。然至于系属军民士大夫之心者，亦未尝无纪纲以行其仁意也。一赋不妄加，一役不妄兴，一刑不滥及，一遇水旱或发仓廪或出内库而不吝，固所以结民心也。
然窃盗者有禁，告讦者有禁，豪猾者有禁，其治民之纪纲为何如？骁勇者升其籍，有功者峻其爵，老弱者亦处以剰员，毎遇一郊降一赦，则与之金帛而不吝，固所以结军心也。然一汰而数万人，一戮而百余卒，士卒之犯将校者有禁，将帅之克士卒者有禁，其御军之纪纲为何如？取士至于及累举，举官至于及内亲，任子至于异姓，拜近臣必择良日，退大臣则曰均劳逸，固所以结士大夫之心也。然礼部有覆试，斋郎有定员，百官非有劳不迁，赃吏虽有赦不原，其所以严士大夫之纪纲又何如？
我祖宗岂不知军民士大夫之心乃吾国家之命脉，不可一日失者，而顾律之以纪纲之严何哉？盖使盗贼杀伤之法不严，则是仁于凶悍之徒，而民之寃抑不得伸者，不被其仁，告讦豪横之法不严，则是仁于奸宄之徒，而民之资弱失职者不被其仁；茶盐榷酤之法不严，则是仁于趋利之徒，而民之终岁勤动者不被其仁；是虽日下减租之诏，月颁刑之令，无益也。使阶级赏罚之法不严，则是仁于骄惰之卒，而将校之用命有功者不被其仁；拣汰搜阅之法不严，则是仁于羸弱之徒，而兵之勇敢精鋭者不被其仁；
克剥私役之法不严，则是仁于奸贪之将，而士卒之困悴无聊者不被其仁；是虽日有赐，月有给，岁有赏，无益也；使学校贡举之法不严，则是仁于侥冒之徒，而士之有行有艺者不被其仁；铨选荐举之法不严，则是仁于膏粱之子弟，而寒士之进身无路者不被其仁；赃墨之法不严，则是仁于贪污之吏，而人之苦于繁刑重赋者不被其仁；是虽髙爵以诱之厚禄以饵之，无益也。无仁意，则纪纲固无所本而立，无纪纲则仁意无所辅而行。今世之天下所以被其仁者少而不被其仁者多，仁之所及者小而仁之所不及者大，正以无纪纲以达其仁意。
而往往归咎于仁之不足，以为政祖宗立国之意有弊，此正安石之徒所以得容其喙也。世之论者曰：我朝自建隆至于淳化至道之间，则治体类于严；自景德至于嘉佑治平之际，则治体类于寛，故熙宁专欲法太祖之严而深惩仁祖之寛，岂知太祖之所谓严者，纪纲整肃而仁意未尝不流行于其间；仁祖之所谓寛者，仁意浃洽而纪纲亦未尝有所更变，特以国家承平百年之久，则人情玩弛，吏习因循，其间纪纲固有废而不举之处，譬之室焉，岁月既深，旁风上雨，则不能无一木之朽、一墙之倾、一瓦之毁，为工师者，不过杜其隙，补其漏，加葺治之功而已。
奈何熙宁大臣不以振起为心，而以更变为心，以少许之阙漏而乃并与四围堂宇而撒之，不惟坏祖宗之纪纲，而忠厚立国之意并失之矣。章子厚则因荆公之所未为者而为之，蔡京则因子厚之所未甚者而甚之。民其敌也，士其雠也，寛恩滥及于貂珰，而峻法反加于善类。髙俅童贯之徒，妄加节钺，而元佑元符之党，不使容身于天地之间，是其寛失之纵弛，严失之惨刻，而又颠倒错谬施之于非所当施之地矣。尝因是而考我朝立国之本末，盖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厯、嘉佑之缓势；
自范文正天章合一疏不尽行，所以激而为熙宁之急政。吾观范文正之于庆厯，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十事之奏，实庆厯三年九月也，始于明黜陟，终于重命令，当时之言稍稍见用明黜陟之法，则以十月壬戌行择官长之法，以癸未行均公田之法，以十二月壬戌行贡举之法，以明年三月行减繇役之法，以明年五月行其余厚农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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